近日，消费税改革的消息再次引起关注。有消息指出，消费税改革已经迎来改革的窗口期，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产品、高档消费品以及高档服务将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征收环节或从生产转移到零售环节。此外，消费税还有望从中央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总的看来，拟议中的消费税改革，是一次幅度不小的加税。高污染高耗能产品、高档消费品以及高档服务将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明显就是扩大税基，由此带来更多的税收，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们不在意的细节，即消费税的征收由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这种调整也必然带来加税。
目前我国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产品出厂缴纳消费税，然后该税金就随着商品，经过批发和零售诸多环节，最后一直落到消费者头上。如果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改为零售环节征收，将带来一连串的反应，首当其冲的是税负的增加，其次是新增加的税负在厂家、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重新分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因征收环节变化而导致的税负变化的商品，主要是从价征税的商品。如果是从量征税的商品，则税负的变化不大。在目前我国消费税税目中，成品油、黄酒和啤酒的消费税实行从量征收，而卷烟和白酒的消费税同时实行从量征收和从价征收两种方法。其余所有列入消费税税目的商品，均实行从价税。由于从价税的税额与商品价格变化挂钩，价格上涨必然带来税负的上涨。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从出厂到批发再到零售，价格必然越来越高，因为每一次转手必然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消费税如果在出厂环节征收，就以出厂价计税，如果是在零售环节征收，则以零售价计税，如果零售价高出出厂价一倍，则税收就增加一倍。从价征收的消费税，如果改出厂环节征收为零售环节征收，相关应税商品税负的增加是毫无疑问的。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有一款化妆品，出厂价100元，零售价180元，化妆品的消费税税率是30%。如果在生产环节征收，则每件的税金为30元。如果改为零售环节征收，则税金为54元，税金一下子暴增24元。此时如果零售价格仍然保持180元不变，则消费者不受影响，但增加的24元税金，必须在厂家和商家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这样，厂家与商家的利润将会被挤掉24元。如果厂家与商家无法消化这笔税金，将增加的24元税金加到零售价中，售价提高到204元，如此则税金变为61.2元，涨价24元后，并不能把所有的税金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厂家与商家仍然要负担多出来的7.2元消费税。这种情况下，厂家、商家和消费者都增加了负担，而只有政府再次得到了提高的税金。经过测算，这款化妆品只有将零售价提高到214.3元的时候，才能将消费税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在这个价位上，政府的消费税是64.3元，比当初在生产环节征收的30元增加一倍还多。在这种情况下，厂家和商家没有受影响，而政府稳赚，消费者完败。
当然，现实生活中，因为商品都是有价格弹性的，所以，由于征收环节改变而新增加的税负，既不可能完全由厂家或商家消化，也不可能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增加的税金，必然在厂家、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其最终结果是，厂家和商业承担一部分新增的税金，但价格也要上涨一部分。各自新增负担的多少，取决于该商品的价格弹性。总的来说，厂家和商家的利润被侵蚀压缩，而消费者则由于价格上涨而吃亏，消费量也会随之而下降。消费量的下降，又造成厂家和商家销售额的下降，总利润的下降。销量的下降，又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税收收入。不过，如果销量下降不是非常剧烈的话，税收总额一定还是上涨的，因为零售环节的计税价格比起出厂环节来，要高很多，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补偿销售量下降带来的损失。当然，不同的商品价格弹性不同，需要具体分析。
对于存在较大价格弹性的商品来说，增税导致加价因而导致消费量下降，也就是说，消费行为被抑制。从消费税的设计原理和宗旨来说，我国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同时还征收消费税，是针对国家不提倡、不赞成的消费行为进行特殊征税，目的就是抑制消费。表面看，如果通过征税有效抑制了消费，似乎消费税的目的就达到了。但其实不然，因为税目设计不合理，比如对于化妆品，黄酒啤酒之类，消费这类商品的行为，完全无害，无须通过消费税予以抑制。尤其化妆品，在当初制定消费税暂行条例的时候，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化妆是奢侈行为，有违艰苦朴素美德，具有资产阶层生活习气和情趣，应予反对，于是制定高达30%的税率以摧抑之，但是，现在看来，化妆行为是人们生活的正常和文明的行为，完全无害，根本无须以重税摧抑。
消费税征收环节为什么要改革？如果仅仅是为了变个法子增税，那么，这样的改革就不应该启动。如果是为了将消费税变成央地共享税，非改革不可，那么同时还应该有两项配套措施防止税负激增。*9，借此消费税改革之机，确实更加完善消费税税目，除增加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等商品入税外，也应该将一些无需抑制的消费品从税目中删除，使这些商品负担17%的增值税即可。第二，适当降低一些应税商品的税率，使征收环节改变后，应税商品的税额保持基本不变，厂家商家和消费者的负担保持基本不变。
消费税的征收，因为有对资源浪费、能源消耗、酗酒抽烟等不良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具有一定的道德正当性，但是，何种消费行为和何种消费品应该受到抑制应该课税，应该课加怎样的税负，必须进行认真的考量，改革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进行。如果按照税收法定原则，通过立法程序解决，则更为恰当可取。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梁发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