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失语的中国重商主义论

　　——评析对中国贸易顺差认识的几大误区

　　张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导语：伴随中国在外贸、投资、汇率、金融等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成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贸易盈余“双顺差”国家，并建立了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的根本性改善，促进了宏观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持续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贸易摩擦，同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这种探讨从近年来的主流看多为积极、正面的评论，但也不乏一些曲解和别有用心的谬论——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言论就是认为中国实施“重商主义政策”造成亚洲以及全球的经济失衡。

　　“中国重商主义”论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便频繁出现。2009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专栏文章《属于中国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使之谬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有关中国重商主义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关于汇率、顺差、就业等问题的讨论，究其实质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认识的四个不足：即对中国转型过程中快速发展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迸发出的经济活力估计不足；对国际分工格局演进和产业转移趋势研判不足；对后金融危机时代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自我反省不足。由此产生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认识的几大误区，可以说，持“中国重商主义”论调的人是在选择性失语，我们不妨尝试拾回这些被忽视、被遗失的话语
 

　　小贴士：何为重商主义？

　　众所周知，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是与自由贸易理论相悖的一种经济理论。重商主义一般是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前，即17~18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济政策体系及经济学说。它是以极度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以及商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思想体系。

　　重商主义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称为“重金主义”，以英国人威廉·斯塔福为代表，即绝对禁止贵重金属外流。把增加国内货币的积累，防止货币外流视为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晚期重商主义也称贸易差额论。最重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孟，他的主要着作是《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学说将管理金银进出口的政策变为管制货物的进出口，力图通过奖出限入政策，保证贸易出超，以达到金银流入的目的。主张扩大农产品(6.01,-0.02,-0.33%)和工业品的出口，减少外国制品的进口。因此，重商主义往往与“贸易保护主义”、“与邻为壑政策”成为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