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关于中国消费比例太低、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认识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系主任朱天教授与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合作研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结果引起了不少热议。笔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中国未来经济决策的重要性，于是采访了朱天教授，现将采访结果整理如下，以便学界和决策者进一步探讨、交流。

 

　　中国的消费真的低吗？

 

　　一、一直以来，中国消费投资比例失衡、内需不足的论调广泛流传，持此类观点者除了普通大众外，还有不少专业经济学者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决策者。您和张军教授的研究对此提出了异议，请您结合自己的研究解释一下以上观点的错误以及其盛行的原因！

 

　　朱天教授：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但是这个流行的观点其实是出于对经济学理论的误解以及对失真的统计数字的盲信。首先，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落后国家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去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持续的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消费会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宏观经济学里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决定GDP的理论只适用于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的萧条和复苏。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即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所谓的潜在增长率时，通过政策手段（如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刺激消费才有可能会加快经济增长的复苏。不过，根据凯恩斯理论，在这个时候刺激投资和出口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刺激消费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

 

　　与短期经济波动的问题不同，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效率的问题。虽然GDP在统计上可以分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块，但GDP指的仍然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消费出来的，也不是投资出来的，更不是出口得来的。在不存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通过独立地增加消费、投资或者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时候要增加GDP，只有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这就需要投资。如果将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储蓄和投资，怎么可能有经济增长呢？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落后国家了。中国经济过去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当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改善在经济增长中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但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的投资，技术进步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虽然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中国的消费率似乎也太低了，相应地投资率也就太高了，这可能投资效率不高以及产能过剩。但是中国的消费率其实并不是官方统计所公布的那样低，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消费水平，根据我和张军最近做的估算，真实的消费率（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和占GDP的比例）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超过GDP的60%，这个比率与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在快速增长阶段的消费率非常接近。消费率的低估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投资率被大大高估了，说明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里有很大的水分。

 

　　二、请您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我国消费、投资以及对外出口的现状及其可持续性。

 

　　朱天教授：从官方公布的2012年支出法GDP数据看（2013年的数据还没有），中国的最终消费率48.4%，总资本形成率（或叫投资率）是48.8%，净出口（即出口减去进口）是2.8%。事实上，真实的消费率大约是60%（也即总储蓄率是40%），投资率也就是37%，储蓄高于投资的3%的GDP就是我们的净出口，应该说是比较健康的，是可持续的。相比之下，印度2012年的投资率是36%，也不低，而消费率是72%，加起来达到GDP的108%，多出来的8%就是贸易逆差，等于是借了外国人8%的GDP的钱用于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这样的状况才是不可持续的，这可能就是印度有较高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压力的直接原因吧。印度的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是佼佼者了尚且如此，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问题更多。

 

　　三、您和张军教授认为，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出在统计上，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我们该如何改进我们的统计制度及其机制以便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朱天教授：官方统计低估消费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官方统计显著低估了住房消费，主要是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第二，官方统计无法涵盖由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此项支出在中国非常普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官方的住户收支调查中高收入人群代表性不足，从而大大低估了全体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

 

　　至于如何改进我们的统计制度和方法，住房消费的低估可以通过改变虚拟租金的计算方法来改进，放弃目前用住房造价乘上折旧率的办法，而考虑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使用者成本法或者市场租金法。公款消费不是统计局能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应该是改变以住户收支调查作为居民消费的主要数据来源，可能需要改为抽样调查消费品零售额来计算居民消费。在目前没有合适的消费品零售额数据的情况下，应该考虑用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可支配收入为基础来推算居民消费。我和张军在最近的一篇学术论文里对如何重估中国的居民消费有详细的解释。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粗放”

 

　　四、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粗放的，您和张军教授的研究好像不支持这一观点，请介绍下你们的研究！

 

　　朱天教授：什么叫粗放增长？这个说法在中国用得很多，但是在国际学术界很少人用这个概念。如果这个说法有意义的话，应该就是指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增加效率而得到的增长。但问题是几乎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纯粹是靠增加投入而得到的。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或TFP）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增长，姑且叫作粗放的增长，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虽然学术界对于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有争论，但都同意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资本投入的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两个引擎同时拉动的，两者的增长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都是很高的。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连所谓的粗放型增长都做不到，更谈不上生产率的增长了。

 

　　不少人担心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在经济周期的低谷，存在产能过剩是正常的现象，而不是投资率过高造成的。在正常的经济增长状态下，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结构性问题。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年年都听说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这2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有人用增量资本产出率（即ICOR，等于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概念来证明中国投资效率在下降。理由是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但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事实是，即使用被官方数据高估了投资率来计算，中国在2001-2010十年间的平均ICOR（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的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而这种上升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也会上升。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简单地用ICOR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位于世界的最前列。

 

　　事实上，早在十六年前的“九五”计划中，国家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所谓的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十五”计划又再提调整和升级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呢？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体制的痼疾、改革的停滞或政府工作的失误。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过去十多年里得以快速增长，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一个已经脱离了计划经济的国家，其经济结构并不完全是政府能够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套用一句老话，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这个意志是来自于强大的中国政府。如果将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完全看成是体制和政策失误造成的话，那就大大高估了政府主导经济的能力了。

 

　　五、既然我们对消费、投资的认识均存在一定的偏差，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现有的政策框架？是否意味着今后要更加注重提升生产能力和效率？

 

　　朱天教授：我们的观点的政策涵义是说政府不应该将提高消费率作为经济政策的指标，没有必要将刺激消费作为常规的政策，也不应该将扩大内需作为常规的政策。当然，政府有责任去尽量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波动，所以，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当然可以通过一些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但我们一再说长期的增长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政府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应该以增加供给的能力和效率为目标。

 

　　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没有明显受到对消费和投资比例的错误认识的影响，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a}*]层还是看得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如果逐步得到实施的话，应该都会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能力和效率。

 

　　六、您如何看待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它对我们未来制定经济政策有哪些启示？

 

　　朱天教授：我还没有看到过对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比较详尽或者严谨的研究。对那次刺激政策的评价很多时候和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立场（如是否相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否相信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等等）或者所处的地位（如是否是政府官员或者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相关，而较少认真的经验研究。也有例外，****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不喜欢凯恩斯主义，但也赞成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因为他觉得很多项目是本来就计划要做的基础设施性的投资，只是提前一点做了。四万亿听上去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并不是额外多投资了四万亿。从数据上看，200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较2005年多出2.1万亿，2007年较2006年多出2.7万亿，所以如果没有金融危机，2008年和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常就可能会较上一年多出3.5万亿和4.3万亿，在四万亿刺激政策下，这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较上年同比增加了3.55万亿和5.18万亿。所以 “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可能只是使得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较正常水平多出1万亿左右，相当于当年GDP的3%。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刺激，实际的投资可能会大大低于正常的投资水平。短期内政府主导的投资就一定会有浪费，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经济增长会是什么水平。如果经济刺激政策使得GDP增长速度多出3%，那么1万亿投资的“浪费”也就是值了。2008年那样的全球金融危机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类似于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不应该也不会经常使用。

 

　　七、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严重，这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您有何政策建议？

 

　　朱天教授：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研究。但根据我看到的一些专业人士写的文章，感觉老龄化问题不像通常渲染的那么严重。老龄化是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对中国今后20年的经济增长不太可能有显著的影响。

 

　　八、我国的地方债务已经得到广泛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它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何影响？

 

　　朱天教授：我国的地方债务近些年增长较快，所以需要关注。但是中国政府现在的总的债务水平可控，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政府收入增长较快的国家更能承受较高的政府债务。只有当政府债务高到没有偿还能力从而影响到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时才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增长，中国还没有出现、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九、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作了不少论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应如何对待？

 

　　朱天教授：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土地制度问题，但不管在现在的基础上怎么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化主要影响的可能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影响应该不大。这是因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土地的作用恐怕是很有限的。

 

　　十、据悉，深化国企改革改革的政策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当中，对此您有何建议？

 

　　朱天教授：很多人期望中的国企改革，大概就是将国有企业变成非国有企业，但所有制的变化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以现在央企的巨大规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他们很快变为民营企业呢？中石油怎么能一下子变成民营企业呢？另外，对于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是私企垄断好还是国企垄断好呢？墨西哥电信现在是私人企业，市场份额超过80%，几乎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业。中国电信企业虽然都是国有的，但可能比墨西哥有更多竞争。国企改革在短期内能够见效果的恐怕不是所有制改革，而是如何增加竞争，开放行业准入，改革国企的管理体制。当然，从改革的终极目标上来讲，国有企业绝对不是必须的，绝大多数没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有制改革上，反而可能不利于国企实质性的改革。如果只是盯着所有制，例如大型央企实行国有股减持，那么减持到多少才算非国企呢？即使减持到占股20%，恐怕国家还会是*5的股东，还是相对控股。或者干脆把国有股全部卖掉，那么卖给谁呢？姑且不论资本市场的承受能力，如果最终的形成的由众多小股东构成的极其分散的股权结构，*6兴的大概是公司的管理层，因为再也没有人管他们了。这样由公司管理层内部控制的企业效率有可能比国有企业更低，侵害公司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有可能更严重。

 

　　《决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这似乎意味着将来的国资委将从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也将转为持股公司，而不是直接管理其持股的企业。这其实就是一直所说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政府更多的是以投资者的角色而不是管理者的角色参与到经济中来。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不一定是好事。

 

　　一个企业只要是国有控股，国家就有权力也有责任去监管、任免企业的管理层、考核企业的经营业绩，也就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否则，这些企业的管理权由谁来控制呢？如果说国家要通过减持现有国有企业的股份但仍然保持相对控股，用得来的资金投资到新的产业和企业中，就等于要建立新的国有企业，我不觉得这是可取的方向。所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但都没有采取国有资本投资的方式。国家应该增加公告服务的财政投入、资助科技创新、资助生态环境的保护、乃至资助一些所谓的战略性行业，但并没有必要通过兴办国有企业或者入股的形式去做。

 

　　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了无论国有还是私有，公平竞争很重要。政策上，不应该分国有和非国有，在准入门槛上，不要搞歧视。行业准入很多时候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国家不允许。行业准入放开，增加竞争，不仅解决公平问题，也有助于提高国企效率，如果国企竞争能力强，就能生存下来，搞不好就应该让他破产、退出。还有一些行业准入的门槛是一些技术性的标准。国企规模大，技术[*{9}*]，一些行业标准往往就是国企制定的。所以后来的民营企业想进入，可能就会受到这些行业标准的限制。因此国家可能有必要重新审视很多行业现行的进入门槛，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引入非在位者或者更加中立的人来参与规则的制定。

 

　　十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超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是否有其必然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朱天教授：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都可以说是比较健康的，没有大的问题，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此中国经济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下去。虽然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的干预仍然过多，但中国毕竟已经有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大多数经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决策都已经分散化、市场化了，加上中国较高的投资率以及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的巨大的收入和技术差距所带来的赶超效应，中国经济在今后20年里完全可能以每年平均6%-7%左右的速度增长下去。但这是全国平均速度，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银行用来界定高收入国家的起始线（约12500美元），因此，应该“允许”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降到5%左右，否则，就是逼着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去上项目、争投资，乃至在数字上造假。

 

　　十二、您曾提到中国经济增长不存在失衡，但存在不公，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公之间的关系？

 

　　朱天教授：客观地讲，无论从人均GDP、家庭消费还是可支配收入来看，除了个别因石油等自然资源而致富的小国外，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的30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那么为什么无论是民间还是舆论界都还有如此多的不满呢？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这么悲观呢？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所谓的结构失衡，而在于经济中的很多不公现象。其实，老百姓并不关心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比例，也不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些只是抽象的数字而已。人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的相对水平及变化，更在乎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机制本身是否公平。

 

　　中国经济中的不公现象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距，还表现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分配上的不均，尤其是表现在由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在教育、就业和商业机会上的不公平。过去30多年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也迅速扩大，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属于世界上收入比较均等（当然是均等地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上收入极为不均的国家之一。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经济转型自然会导致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但现在最令人诟病的还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运作所造成的不平等，而是由腐败、政策歧视及体制因素造成的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和福利分配上的巨大差距。

 

　　民患贫，但更患不均。只要能够坚持以市场制度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稳定发展，中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下一轮的经济改革应该将精力更多地放到解决不公的问题上来。但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改革的焦点还不应放在直接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初次分配自然就是比较不均的，即使在收入相对最均等的北欧发达国家，其初次收入的分配也是较不均等的。这些国家收入的均等化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即所谓的二次分配）来实现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想通过很高的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办法达到北欧发达国家的均等程度是不太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

 

　　由于收入的直接再分配难度相对较高，国家有必要在公共福利制度上进行更大胆的改革，尽快提高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尽快将现在被排斥在公共福利体系之外的人群纳入到体系中来。政府还应该继续提高公共福利开支的比重，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而且要向收入较低的群体和地区倾斜。中国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几年来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世界中位水平，低于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与此同时，还应该继续放开教育与医疗卫生行业的准入，引进竞争，增加供给，提高质量。

 

　　改革的重点尤其是要放在解决体制和政策造成的不公上，特别是要解决好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或占优地位，大大降低乃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减少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及其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福利的能力，同时可以增加私人部门的盈利机会和提高工资水平的能力。这样的改革既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提高效率，还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