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梅瑞迪丝（Robyn Meredith）曾在她于2007年出版的《龙与象：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The Elephant and the Dragon: The Rise of India and China and What It Means for All of Us）一书中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上海这座城市可能声称拥有15幢摩天大楼，但到了2006年，日益自由的上海已有3,780幢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刚从财经网站钱瞻（MoneyShow）举办的“福布斯投资者”巡游（其中包括走访上海）回来，视力所及的一辆辆起重机表明，高层建筑数量的增长将很快足以让3,780这个数字过时。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那些没有把餐盘里的食物吃干净的人经常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他们必须想想中国上千万忍饥挨饿的人。虽然按照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但在经济方面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把其民众挨饿的悲惨过去彻底抛在身后，而且这样一来嘲弄了日趋虚伪的经济学界的傲慢自负。

 

　　考虑到奇怪地迷住历来为经济自由喝彩的右翼人士的人口学观念，中国的崛起表明对出生率的担忧有多么愚蠢。中国[*{a}*]层一直致力于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这项政策并不总是得到严格遵守。然而，尽管出生率较低——对人口学痴迷的人称之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但中国一直是大规模投资的接受方。

 

　　人本身当然是资本，而且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的话来说：“现代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其人民，”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的*5驱动力乃是经济自由。侧重于出生率的人继续争辩说，出生率低的国家将会遭受经济增长疲软的不利影响，但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速表明，他们的担忧过头了。无论出生率如何，经济自由的国家都会蓬勃发展；同样，即便出生率很高，政府干预经济的国家也会遭受重创。*10封闭的经济是世界经济，而由于后者是事实，不值得在一国出生率上花费很多时间。中国上海的天际线。

 

　　中国上海的天际线

 

　　这种观点在宣传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联系的经济学专家内部也颇为普遍。在《华尔街日报》去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教育与繁荣的重要一环”的评论文章中，学者保罗·彼得森（Paul E. Peterson）和埃里克·哈姆什克（Eric A. Hamushek）试图证明这个广泛持有的看法。他们震惊四座的说法是：“把美国学生的考试成绩提高到加拿大的水平将会显著提高经济增速。”他们的观点是：“经济长期增长率主要由依照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和NAEP（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价）等数学和科学标准化考试衡量的认知能力差异加以说明。”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再次嘲弄了这个象牙塔观点。

 

　　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彼得森和哈姆什克的上述看法的话，那么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一个顶级的教育体系——通过有助于进行备考的学校教育模式让公民为一个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世界做好准备？别这么快下结论。

 

　　正如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在他1982年出版的有关中国教育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一书中所写的：“完成小学学业的人有12％无法上初中，而完成初中学业的人有50％无法上高中。”至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美国这至少为政治立场正确的学者（不论意识形态）所热爱，“中国大学适龄人口中只有3％——即大约100万学生可以进入大学。”

 

　　因此，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进入高校学习，而巴特菲尔德发现18-21岁的美国人有35％在高校读书，苏联的这个比例是23％，就连菲律宾，尽管其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小部分，但其拥有的大学生人数也多于“中国大学生总数。”中国并不是一个媒体会坦承本国所谓弱点的国家，巴特菲尔德撰文描述了《光明日报》如何“对中国获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比例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排名第113而牢骚满腹。”

 

　　显然，中国人并没有领会有关教育和繁荣的那篇备忘录的精神。他们的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腾飞；尽管其人口多半没有受过教育。正如出生率因经济自由而变得不相干那样，没有机会在大学校园里学习那些无关紧要的知识，这在经济自由面前也不足挂齿。

 

　　考虑到就业机会以及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面临的一个疲软的“新常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最近撰文论述了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的状况，你可以把美国经济比作“正在从一场大病中恢复的患者。起初，大家都希望这个患者会恢复健康。然后大家逐渐意识到，这个患者遭受了永久性损伤，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况。因此，或许美国经济也是如此。”真的吗？

 

　　让我们别忘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实行共产主义，这意味着，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讲，中国在经济上都无异于自杀。中国的“新常态”是历时数十年接近于饥饿的状况。无论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已经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少损害，任何明理的人都不会把这两届政府的无能与当时中国的情况相提并论。

 

　　把这种叙述方法再推进一步，经济学家喜欢谈论长期失业如何让那些经历了失业的人无法就业，因为长期失业让他们失去了*7的工作技能。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想法，但完全缺乏确凿的证据。中国人曾经失去了三十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但一旦他们的政府不再干预经济，中国“没有技能的”工人们很快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工作规范。因为中国人能迅速发展跟上，因此一旦美国的政治阶层让路之后，拜傲慢的政客所赐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也可以迅速适应现代工作标准。

 

　　2013年6月份，前布什政府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中国储蓄太多，生产过多，向美国人销售太多，而自己消费太少。”很少有如此短的一句话中充满这么多的谬误。

 

　　按照定义来看，生产是为了消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进行生产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产太多”的趋势与中国各地开设漂亮的购物中心同时发生的原因所在。他们之所以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继续过清苦的生活；而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和我们美国人一样。所有的全球奢侈品品牌都可以在中国找到，而这些品牌并不是为了在中国只销售很少的商品才在中国开设门店的。在中国人更多地生产的同时，他们也更多地消费。

 

　　当然，至于中国人“储蓄太多，”部分中国人这样做绝不会削弱需求。中国各大银行并不是为了照看资金而吸收存款的；他们之所以吸纳储蓄，是为了把这些储蓄资金迅速借给那些短期内有消费欲望的人。

 

　　更重要但保尔森似乎忽视的是，储蓄是消费的合理驱动力。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储蓄资金通常被借给急于把这些资金用于提高生产工艺从而让自己员工的每人时生产力更高的企业。总之，中国人储蓄越多，驱动所有消费的生产就会提高。

 

　　最可笑的是，经济学家试图“衡量”经济增速——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足够聪明，可以推测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每天每毫秒做出的无数决定。他们衡量一国经济最有名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在此计算中，进口从经济增长中减去。

 

　　作为个人，我们之所以正在努力工作，是为了我们可以从邻国或者世界另一边的其他生产商那里“进口”产品；我们与其他生产商的“贸易逆差”是我们与我们雇主间“贸易顺差”的奖励，“贸易逆差”表明，构成任何经济体的个人之间存在着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但不知何故，对经济学家而言，“贸易逆差”是不好的，需要从他们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中减去。中国再一次嘲弄了这个毫无必要的专业的奇怪思想。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是香港。这个曾经堪称“荒芜之地”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它几乎完全失去了耕地和自然资源。香港人不仅在能源上，而且在粮食、电视机、鞋子、汽车以及读者可能会想到的几乎任何消费品方面都依赖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市民背负着巨额的“贸易逆差”，但他们贫穷吗？香港经济因此而持续下滑吗？完全没有。香港市民让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为他们生产各种产品，这给了他们时间，让他们可以专注于薪酬高得多的工作；最引入注目的是金融及其他形式的投资。

 

　　毫不奇怪，中国经济的崛起尽管是近代史上最幸福的故事之一，但也吸引来了许多怀疑者。一些人指出，中国疯狂建造住宅及商业房地产——这些房产由于空置而可以透过其“看到对面的楼”。有人断定中国“鬼城”兴起的现象中有许多带“裙带”特征——政府官员籍此指示资金的分配。毫无疑问，后者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那些以此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虚假的学者以及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忽略了三个重要的实际情况。

 

　　其一，政府没有任何资源。他们只能进行支出，而且只能在他们先从私营部门那里获得资金的范围内把资金分配给建筑项目。就中国政府官员能够随意花钱的程度而言，其只不过能够证实，私营部门首先拥有许多应纳税的生产力。

 

　　其二，美丽的华盛顿特区是终极“鬼城”，因为它的美丽以及财富几乎完全作为一项政府开支职能而存在。有关中美两国状况的更加现实的说法不是把中国的“鬼城”列为经济虚假繁荣的证据，而是如果华盛顿特区不那么繁荣，而中国的经济图景在某些方面不以政府分配曾经的私人财富为特征，中美两国会有多么更加繁荣。

 

　　隐含在“鬼城”说法中的是经济学家们持有的如下愚蠢看法，即政府支出构成了经济增长。认为GDP这个虚假数字实际上是因政府开支而增长的。回到清醒状态中来吧，政府支出在其a1状况下也只是通过行使产权来促进经济增长，但除此之外要从GDP中减去政府支出。按照定义是如此。如果读者怀疑这一点，那么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约翰·博纳（John Boehner）、众议院少数党[*{b}*]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参议院民主党[*{b}*]哈里·瑞德（Harry Reid）和参议院共和党[*{b}*]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比沃伦·巴菲特、肯·费舍尔（Ken Fisher）、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和彼得·林奇（Peter Lynch）更擅长分配资金。经济学界居然认为政客们擅长分配资金，但这恰恰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忽视这么多经济学家。其三，裙带资本主义绝不会造就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复兴已经如此宏大，不可能由占据政府部门的那些二流头脑指导。

 

　　经济学界最终通过鼓吹经济受益于其徒劳无益的对经济活动进行衡量的观点，来证明自身原本就空洞无力的存在的正当性。令人高兴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嘲弄了这个观点。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香港，对香港的成功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人——1965-1967年港英政府财政司郭伯伟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坚持认为，香港政府官员不用收集绝大部分统计数据。他觉得那样做是危险的，政府试图衡量经济增长的做法将会导致政府干预经济。尽管香港公民受到经济学界各种所谓深度见解的“蒙蔽”，但该城市的经济急剧增长，而到今天香港仍然是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

 

　　鉴于中国的成功揭示了经济学界这么多自负牵强的想法，或许并不奇怪的是，它招来了经济学界的毁谤者。事实上，香港很久以前的崛起，以及中国近年来的崛起，正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的活生生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