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决定》将财政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备受关注的中央与地方事权也在《决定》中给出明晰的划分。曾任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参与过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老财政人”刘克崮认为，这次改革将支出责任说清楚是一大突破。
　　被地方担心的上收事权是否意味着财权也会上收，出任过辽宁省财政厅厅长、辽宁省副省长，拥有地方经验的刘克崮认为，这次上收的是职责，但是财力分配格局并没有变化。
　　此外，刘克崮还指出，未来改革应该转向职责专一，尽量专责而不要共责，收入减少共享增加专享，支出减少配套增加直支单支的方向。
 
　　中央对财税的重视程度空前
　　*9财经日报：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您如何看待这一定义？
　　刘克崮：财政是从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在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次三中全会中独立了一章来讲财政，并且前面独立了一段来谈财政的重要性，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把它放在国家治理体制中来突出财政的位置，标志着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和中央对财政的高度重视，也是认识到财政的客观规律，就像认识到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是一样，认识到财政在政权中、政治中、行政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社会运转中的位置，所以大家都很关注。
　　日报：如何理解财政中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刘克崮：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是财政的根基，因为财政是从属于政府的，政府应该干什么，就应该相应配多少钱。财政要干什么，首先应该看政府要干什么，那就要看哪些事情是市场干，哪些是政府做，哪些是社会做，哪些是企业和个人自己做。
 
　　说清支出责任是重大进步
　　日报：《决定》提出，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如何理解这里提到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刘克崮：事权其实囊括了两个词汇，*9个应该是功能决定政府具体的职责，政府具体职责引申出具有什么样的权利。政府要做成一件事要有资源要有权利，否则怎么做呢？这个定下来了，下面就是做事的钱的事。大家常用的就是财权、财力。
　　事、责、权要引出其他的支持手段，包括司法、行政、武力、精神等，其中包括钱。连接功能、责任和财权、财力的是支出责任。政府做事首先要明确支出上负有什么责任。比如国家维持主权领土完整，就有建立军队的职责和权力，建立后就需要有军费。
　　在功能、职责、支出责任、财权、财力这五条线上，支出责任是重要的衔接点。我这20年的体会是，关键是说清楚支出责任，它上连接了事责事权，下接财权财力。我觉得三中全会做出这种清晰的表述是重大进步。
　　日报：《决定》里面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这被市场解读为中央上收事权，您怎么看这一改革？
　　刘克崮：《决定》里好像中央在收权，我觉得收权和放权、收责和放责两个因素看在哪个框架内。
　　这次的重要变化，*9，中央申明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特别是继承了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那个时候提到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虽然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如此，但侧重于给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量搞承包制，走到了另一面：国家收入少了，企业收入多了，中央收入少了，地方收入多了。所以在上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时提到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改革初期探索阶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承包到1993年重申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次又重申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我觉得是三中全会坚持的。
　　第二是提出两个稳定。稳定宏观总税负和稳定中央及地方财力格局。稳定税负精确地说是稳定广义宏观税负，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些人用税收占GDP的比重，税收这两年占GDP的比重是19%~20%，广义也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是31%~32%。我们现在说的是后者，是窄口径的税加上非税收入、社保、政府性基金和国企的利润上缴，其中政府性基金包括国有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占GDP的6个百分点，这个量很大。
　　这次是明确了稳定税负，意思就是稳定广义的宏观税负，也就是不增了。这意味着已经停止了之前说的提高财政占GDP的比重，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我认为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应该再提高，而有可能适当下调。
　　财税体制改革部分的最后一段写道“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上一轮改革中提高两个比重的任务完成了。现在中央提出稳定国家收入，稳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以现在怎么变，钱是不动的，态势也不会再提高了，企业、个人和地方都应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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