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七届国际商业论坛上，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市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做了一段主题演讲，标题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新视角》。
 
　　王新奎提出，自贸区建设的启动，给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认为，在今后的5到10年，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规则重构，就会受到很大挑战。
 
　　在王新奎看来，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要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所谓联动机制，“就是一回事情，就是要营造一个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不管金融、航运、贸易，都是同样的道理。”
 
　　下面送上王新奎的发言实录
 
　　上海自贸试验区：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新视角
 
　　这是一个新题目。
 
　　这几天，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贸区建设的问题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李克强总理在上个月21号专门听了自贸区的汇报，也做了重要指示。我感觉，这几天上海自贸区的事情又热起来了。
 
　　今天的题目，自贸区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目。
 
　　我先讲讲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重构。
 
　　上海自贸区基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先讲，在今后的5到10年，我相信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规则重构，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那么，当前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构，它有哪些重要的方面呢？
 
　　*9，规则形成的重心开始转移，表现在四个方面：
 
　　（1）投资规则的谈判代替贸易规则的谈判，成为全球规则重构的主流。
 
　　原来我们谈的主要是贸易规则，现在重点谈的是投资规则。投资和贸易有什么关系？这十年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贸易和投资是完全融合在一起。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形成全球生产布局，生产布局形成全球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的价值链和产业链是整个全球贸易——包括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基础。
 
　　（2）高标准的投资准入规则主导全球投资规则的谈判。
 
　　什么叫高标准？就是全过程的保护，全面的国民待遇和全面的投资保护。什么叫全面？就是覆盖了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从企业诞生*9天起，一直到它破产，这整个过程，都要按照国际标准。我们和其他国家地区签订108个投资保护协定，目前基本只保护准入阶段，准入后怎么享受同等国民待遇，我们从来没涉及过。
 
　　由于上面这两个问题，就牵涉到这第三个问题。
 
　　（3）规则谈判的重点从关境上的措施转向关境内措施。
 
　　我们加入WTO时谈的都是关境上的事，关税、TBT（技术性贸易壁垒）、SPS（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现在到关境里面来了，政府一系列管理制度，都是谈判内容。就像这次欧盟和美国，整个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的核心，其中最有震撼力的，是双方怎么统一监管的问题，这就是关境内的事。
 
　　（4）双边和区域FTA谈判成为全球投资规则重构的主要平台。
 
　　为什么多边谈判的平台维持不下去呢，太多的国家在里面，要全票通过，取一个非常大的公约数，几乎没办法找到最小公约数，公约数一大就没意义了。平台转移到双边、区域性的FTA谈判中，情况又变得很复杂。像亚洲，中国周边，有多少个双边贸易协定？几乎每一个协定中，都涉及原产地认定，企业的成本因此变得相当高。
 
　　这是*9个变化。
 
　　第二，出现了一系列的，我们叫做21世纪的新议题。我举三个例子，其实有很多。
 
　　（1）价值规则（环境、劳工、反贿赂、矿产、能源与反人类罪）。
 
　　价值判断上的一些内容，放到贸易中去谈了，要去设定标准，这个我们过去从来没遇到过。过去WTO里面把知识产权保护、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贸易放在一起。现在，出现了一系列劳工纠纷，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外资开始撤出中国的时候，劳资纠纷是不得了的，你怎么按照中国法律处理这些纠纷呢？是否涉及工会、罢工的权利等这些所谓的国际公认的劳工规则？这些问题都摆在面前。
 
　　（2）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电子商务）。
 
　　我们谈的电子商务，像淘宝，不是这个概念。现在谈到电子商务，核心是它的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问题。数字产品在贸易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怎么管理？
 
　　举个例子。进口一台CT机，原先进口这么一台机器，给你一个口袋，里面有几张光盘，操作系统都在里面，现在不是这样，现在进口CT机器，它提供给你整个系统的维护服务，通过注册，操作系统从云上传给你，平时的更新维护，都在云上。这样CT机的价格就不一样了。100万的价格，40万是机器，60万是维护。按照现在WTO每两年一次的临时性协议，凡是通过互联网数字传输的产品，一律不征收关税。这样一来，海关就认为，你这是逃税，因为本来要按100万交税的，现在企业按40万交税。
 
　　这样的挑战已经放在面前了。今后，贸易全变了。苹果手机里面的App，你在Apple Store上买，交过关税吗？从来没有。现在要把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问题，把它规范化。
 
　　所以最近，像美韩FTA都涉及了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中一些很具体的问题。
 
　　（3）服务跨境交付便利化（互联网）。
 
　　在1994年开始加入WTO的谈判，那时候，服务基本都是要面对面交付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服务跨境交付方面我们都写“没有限制”。现在情况变化了。互联网出来后，将来绝大多数的服务都是可以跨境交付的。有研究结果显示，最不可能跨境交付的，就是婴儿的护理，可能性为0，其他服务绝大部分（跨境交付的）可能性都在50%以上。
 
　　最近IBM提出，要把它们的中心云设在自贸区里，再在全国设立若干分云，作为它在中国提供云服务的整个市场架构，这我们绝对不开放的。但是你在全球谈判中，这个问题就会提出来。
 
　　我们怎么办呢？
 
　　中央态度很清楚，首先是要适应。
 
　　我们这样一个贸易大国，现在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中角色定位很两难。发达国家认为我们是一个有很多富人的穷国，你有很多富人，所以你要承担责任。发展中国家呢，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很多穷人的富国，所以我们穷国享受的很多待遇，你中国不能享受。所以，大家看到中国是躲在蚂蚁后面的大象，要把你踢出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参与这些规则的制定，不能被排除在外。
 
　　那么，规则的制定参与的同时，前提是要适应，怎么适应？你国内的体制要改，改得跟国际高标准基本差不多，不能南辕北辙。
 
　　大家最关心的负面清单，中美BIT谈判中已经有大家认可的原则：
 
　　一，负面清单不能太长，比如美韩负面清单，美国37项，韩国107项。
 
　　二，负面清单中的不符措施，基本上你不可以随便搞禁止类，除了大家公认的。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内大量的法律法规要改，观念要改，总理说了，一定要从事前审批，改成事中事后监管。什么叫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它的手段就是审批。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从审批转为监管，角色转换，难！
 
　　改革怎么弄法？都是深水区。上海设一个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一个压力测试的平台，自贸区。先在自贸区进行压力测试，可行的，复制推广，不可行的，那就算数（算了）。这个自贸区绝对不是税收优惠、政策洼地，更不是跑马圈地、用特殊政策搞招商引资。
 
　　你看中央在这方面决心相当大。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说明里面，“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该投资协定将对包括准入环节的投资的各个阶段提供国民待遇，并以‘负面清单’模式为谈判基础。”就是做出承诺了。我们和美国的投资协定谈判，这是进入实质性谈判。
 
　　还有，“中方正积极研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措施，包括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该试验区将试行新的外资管理模式，并营造各类国外企业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所以，自贸区的任务实际上非常简单，总书记批示后就更明确了。三件事：1，转变政府职能，由注重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2，扩大对外开放，按照国际高标准实施投资准入各阶段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3，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实施金融制度和海关监管制度创新。
 
　　即便建区7个月来，总共8000多家企业进去，绝不是招商引资的概念，它在里面也没有圈地，完全是政策的吸引。
 
　　最后，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由于自贸区的启动，完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完全融合在一起，必须从融合的角度思考问题。现在用货物贸易的办法管服务贸易行不通。这是*9个问题。
 
　　二，实体贸易和数字贸易高度融为一体。你过去的视频音频是实体贸易，一箱一箱进口。现在不是，视频网站的内容都是在线的形式，没有载体。怎么管理？现在我们*5的问题，数字产品的贸易没有在管。
 
　　三，我们也不得不考虑贸易规则和价值规则的问题。当前，对我们来讲最紧迫的是劳工、环境这两项。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劳工的矛盾和环境的矛盾的解决，已经成为公民发自内心的诉求。甚至还有反贿赂。
 
　　四，监管模式中，卡口监管和状态监管。从贸易便利化的角度讲，现在不单货物贸易要从卡口管理变为状态管理。现在自贸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服务贸易不可能进行卡口管理，只能是状态管理。台湾自经区就完全是状态管理，是通过认定企业是否是自经区企业，以企业为单位来认定。这也是一个新视角、新任务。
 
　　在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有一句话，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要形成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我现在体会，联动机制就是一回事情，就是要营造一个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不管金融、航运、贸易，都是同样的道理。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