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秦池江说，我认为马凯主任的报告很全面，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形势是好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措施是积极的，经济社会朝着又好又快方面发展，得到了各个方面的肯定。但是经济社会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深度和力度，使我们的经济能健康、高效、持续地发展。

 

　　他说，从宏观调控来看，现在有几个现象需要研究，比如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为什么内需总是上不去？产业结构中，“两高”即高消耗、高污染的问题为什么居高不下；房价为什么越调越高；贸易顺差、贸易储备为会么越累越大？这几个现象说明需要深入研究调控的思路、调控工具，研究调控的操作中是不是还存在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宏观调控要有特殊的思路和特殊的办法。我们要研究中国宏观调控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条件。中国的宏观调控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殊性：

 

　　*9，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承担的经济社会发展责任非常重，这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有利于地方的，地方听到消息后马上“跑步前进”，如果不利于地方的，就一层一层设卡。

 

　　第二，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经济发展历来是偏重于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对农业的发展和保护农民的权益的政策措施相对是比较弱的。第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近几年越来越突出，劳资两方的利益冲突现在非常明显。在宏观调控中怎么促进劳资两利，应该有所调整。第四，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的问题非常突出。

 

　　由于有这四个现实的特殊性，所以需要很好地研究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政策手段。如果说是计划经济，那么财政手段、金融手段都可以用，都可见效，而现在用任何一种单一的手段所达到的效果都不明显。现在需要更多地用好、用足财政税收政策。刚才我谈了几个方面的矛盾，集中一点还是利益分配和剩余占有问题，这只能由财政税收政策来调整。我们的财税政策，改革也好、调整也好，都太慢。比如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所得税问题，本来税额不大，人民银行对14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作了全面考察，像对农村信用社征收营业税、所得税的国家极少，14个国家都不征收。为什么那么点钱我们都舍不得松手？信用社是直接对农民的，管理比较难、费用比较多。如果对信用社免税，就会促使他们积极为农民贷款，就可引导更多资金流向农村。财政该给的钱就给，该收的钱就收，不该收的钱就不要收，所以财税政策的改革步伐一定要加快。

 

　　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利率、贷款利率、贴现率，效果并不明显。但财政政策手段就大不一样了，股票交易税征收一点点，股市反应就非常灵敏。金融调整政策上有几个问题：

 

　　*9，过分强调总量控制，忽视了差别性的信贷政策。总量控制的结果是，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可以稳如泰山，而直接受害者是农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和高新技术企业。

 

　　第二，过分强调高利率覆盖成本，忽视金融业自身成本的控制。认为提高利率以后就可以压缩投资、覆盖风险，这是一种理想化的预期。其实，用高利率覆盖成本而忽视金融业自身的成本管理，是不合适的。尤其在农村，我们允许信用社和金融机构在国家利率的基础上上浮四倍，现在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水平是1分到2分，远远超出了农业和农民的承受能力。而金融机构自身的成本支出不断膨胀，把金融机构成本失控的后果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第三，过分强调风险控制，忽视了金融业的社会责任。过去我们不太强调风险控制，所以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现在对风险有所认识，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不能忽视金融业的社会责任。作为金融企业，不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高效率的服务，总是把自己的风险摆在*9位是不合适的。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中小企业贷款是一个难题，和金融机构讨论的时候，他们说“没有办法，风险太大，我们承担不了这个风险”。但是他们没有反过来想想，能不能提高一点管理水平呢？能不能更多地掌握信息呢？这些问题金融机构是很少考虑的。在金融宏观调控中，财经委对总量控制和流动性的判断是正确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要强化配合协调机制，我认为首先要加强财政调控手段的应用，尤其要更好地利用税收手段，来进行深度的长效的调节。其次，在金融政策方面不仅是总量控制，还要强化或者是细化信贷政策的选择性调控作用，强化社会责任。

 

　　文章来源：中国人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