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夕，李克强总理考察天津时表示，天津可在滨海全区2270平方公里范围内建设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创新区，让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天津。特别是李克强总理指出，天津创新区与上海自贸区相比，此区非彼区，此区政策或可优于彼区，更是令各界耳目一新。
 
　　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表示，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创新区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在天津市委连夜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议题主要集中在了创新区将突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金融服务完善、高端产业聚集、法制运行规范、监管透明高效、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等内容，似乎对这个全新的概念有了一个大致的界定。
 
　　上海自贸区刚刚出台三个月，为何又要在天津建设创新区？天津及滨海新区将如何完成这一使命？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天津的一些专家学者。
 
　　周立群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是一所与天津滨海新区相伴而生的科研机构，以基础性和应用性政策研究见长，有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的“智库”之称。院长赵启正，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任上海副市长时兼任浦东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多年。常务副院长周立群，现任国家发改委京津冀规划咨询专家、天津市经济学会会长，长期从事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战略和天津滨海开发开放重大理论和政策研究，各界公认的“滨海问题专家”。
 
　　“创新区”产生的背景
 
　　周立群首先阐述了“创新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产生的多方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都在重新洗牌，优质要素开始再编重组。这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对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金砖五国其他四国)，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周立群说。“建立创新区实际是优势资源的重新整合。”
 
　　“审视中国，30年发展形成的模式已经快到尽头。我们某些传统的优势(例如免税、零地价、低成本劳动力等等)逐渐丧失，甚至远远比不上东南亚。因此，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方式需要转变、调整，需要创造新的环境和条件来吸引高端要素，软环境越来越重要。吸引研发中心、高端人才、地区总部，不需要太多土地，要的是法律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等，甚至连咖啡馆、沙龙也要考虑。这种要求越来越高。”
 
　　“从中央政府角度说，中国新一轮的发展，动力何在？以前是先通过一个实验来尝试，这就是特区。特区的试点，成也可以，败也可以。但今天的形势提出了两个全新的要求：一、(一般情况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二、在试点本身成熟的过程中就向全国推广。”
 
　　总理已把好了天津“脉搏”
 
　　周立群特别指出，李克强总理此次来津，说明已经“把好了天津的脉搏”。“中央在做布局时，既要看它在国际上特定的战略位置，还要选择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使之能够迅速产生较好的效果。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不同特色，探索中国路径的多样性和应对的多样性。天津滨海一直走在北方前列，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在北方地区选择创新试点，大连、青岛等地条件稍逊，非天津滨海莫属。这也是滨海2006年纳入国家战略后天津面临的第二次发展机遇。”
 
　　天津滨海的优势
 
　　对于滨海的优势，周立群分三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一、聚优质要素产业。滨海集聚国内外优质要素产业，其制造业呈三个亮点：持续高增速，领跑全国，后劲足，可持续性强；产业链正向周边延伸，已越过(单体)大项目阶段，产业网络日趋成熟；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最突出的是金融和物流，并依托于港口，三者相辅相成。
 
　　二、金改创新成果有利投贸。天津的金融改革创新紧密地依托服务于实体经济，取得了多项成就，最突出的是金融租赁和产业基金，为“投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承南启北，接东连西。对内而言，天津滨海的港口服务已向中国腹地延伸，最远可以到达新疆，扮演起了“承南启北，接东连西”的重要角色。对亚洲经济而言，东盟和东北亚是最重要的两大板块，天津已成为对接日韩俄朝蒙的国际性平台。
 
　　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
 
　　对于创新区的发展模式，周立群认为，无论在产业、资源、地域方面占有何种优势，今后最重要的优势是创新优势，这是“没有边际的优势”。他坦言：“中国的发展格局会呈现出多极多样，天津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不能跟着上海走，需要有新的动力。下一轮改革的真正红利，就在于能否通过改革创新来“破冰”。天津应紧紧抓住这一点。”
 
　　周立群接着讲道：“中央对整体经济以及社会变迁的评价体系已经后移，更务实，更重视效果，把更多权限放给下面或地方，过程要自己去创造。中国的发展传统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是结合『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
 
　　周立群的助理薄文广博士补充介绍说：“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任何一个创新实验区，不是靠一支令箭、一副好牌、一个奶瓶就可以建成的。抓住契机大胆创新，这是最重要的资源。否则就会如老百姓讲的：『中央给了一副好牌，但是很多时候打不好』。”
 
　　“创新区”推出的方式与时间
 
　　记者问到，上海自贸区冠以“中国”二字，但是其管理办法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施行。天津的“创新区”将会以何种方式出台，时间安排将会怎样？周立群回答说：“可行的出台模式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完成，天津拿出方案，再获国家批。时间上说，天津的本意是2014年内完成。”“这个事情和中国大局有关，推出越慢越被动。”
 
　　薄文广博士进一步解释说，今后一段时期，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有意识地)放缓，但是改革开放的节奏会加快，步子也会更大。他形象地比喻说，发展的问题需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能盲目催生。但改革的问题应“一步到位”，不能“分两步跨越一道鸿沟，那样反而会掉进沟里”。
 
　　戴金平
 
　　戴金平教授，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导，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从“小国思维”到“大国战略”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惯用“小国思维”，对已经形成的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我们不想也无力去影响它，而是进去之后适应它，所以常说“与国际接轨”。但2011年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格局开始发生悄然变化。
 
　　因此，中国的战略思维也在变化，开始试图改变现有的结构，争取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如今，我们不是要融入，而是要[*{c}*]，要参与规则的制定，即参与『修轨』，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开放战略。”
 
　　加速开放势在必行
 
　　戴金平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加速对外开放势在必行。而开放的步伐要与改革相适应，相配套。如果改革不到位，全面开放就会出现问题。“开放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产品和要素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戴金平说。“但如果改革没到位，就会出现国家经济动荡和经济安全的问题。这就相当于被捆绑着四肢的中国队员与国外的游泳健将竞争，必然会输。”
 
　　今后会更多鼓励创新
 
　　李克强总理考察天津滨海新区时，第二站来到津京互联科技创业主题活动中心，与那里的年轻创业者们谈笑风生，鼓励他们“把创新和创业结合起来”，“政府会给你们创业『增加营养』”。总理为何选择这个挂牌不足三个月的“孵化基地”作为考察对像？对此，戴金平的解读是“意味深远”。“滨海有那么多实体大企业，大飞机，大石化，总理为什么没有去？这说明今后会更多地鼓励创业创新。”
 
　　天津创新区PK上海自贸区
 
　　在上海“自贸区”被捧为财经热词不足几个月，李总理天津之行又透露出可在天津滨海建设“创新区”，致媒体的焦点北移。对此，戴金平这样分析：“上海自贸区并没有很明显地超出我们国家整体对外开放的步骤，同时又面临『建设第二个香港』的质疑和『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责。原来设想的先批上海，再批别处，在上海试完再到天津、广东，那又有什么意义？上海试完就可以在全国推，甚至不试完就可以推。全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战略应是遍地开花，而不会是一枝独秀，只是每个地区的特色不同。”“天津也只是全国对外改革开放战略格局下的一个局部而已。”
 
　　重开“港股直通车”时机成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里程碑时代。对此，戴金平指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a}*]人的思路很明确，中央要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和深水区。但有些部门和地方思想还跟不上，反应不够快。”
 
　　李克强总理考察天津时表示，希望天津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成为北方地区的“排头兵”和“领军者”。天津将如何抓住机遇，不辱使命，戴金平认为，首先要解放思想，真正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与时俱进，敢于突破，敢于[*{9}*]。其次，加快一些重点领域的开放步伐，包括鼓励创业创新，加快融资租赁和小金融领域的创新改革，尽快推出“负面清单”管理办法等等。戴金平特别提到，现在重开“港股直通车”时机已经成熟。
 
　　戴金平说，当年“港股直通车”之所以夭折，是“时机不对，条件不具备，内部配套改革没跟上，监管能力没跟上”。
 
　　“如果开通『港股直通车』，天津与香港就实现了资本自由流动。而香港本身就是自由的，对香港直通就相当于对整个世界直通，相当于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的整体加速放开。”
 
　　楚义芳
 
　　楚义芳博士，南开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副教授，14年金融企业管理经验，12年研究与教学经历，4年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对于投融资管理和企业资本运作，既有研究心得，又有实践体会。
 
　　楚义芳认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a}*]小组成立之前。而李克强总理这次到天津来，说明[*{a}*]小组已经不是启动，而是要推动天津设立创新区。
 
　　天津金改得大于失
 
　　谈到滨海近几年的金融创新改革，楚义芳说，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不太成功的教训。“融资租赁就是典型的成功例子。经过两三年的发展，从最初一架飞机一条船，变成现在五千亿的规模，对经济的促进非常好。”说到不成功的例子，他提到了几年前一度火爆的私募股权基金(PE)。“当时，天津成立了2000多家PE投资机构，占全国的70～80%，但是真正运作好的没几家。而且，那些PE机构虽然注册在天津，但在天津运作的极少。”
 
　　“既然是试点，就允许有成功有失败。总的来说是为下一步建设创新试验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楚义芳这样总结。
 
　　天津产业结构亟待调整
 
　　对于滨海创新区建设的当务之急和突破点，楚义芳认为，从近三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测算，预计2018～2020年，天津会达到甚至超过北京，重新成为北方的“老大”，对于北方带动作用也会更强。但是从产业结构上看，北京和上海的第三产业都已经占到七成左右，而天津不到一半，滨海只有32.4%，而第二产业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2012产业结构示意图)。所以天津首先应做好产业结构调整，从大制造迈向“强、大制造+强、大服务”。“当今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服务的含量越来越高，中国也正在向这个趋势发展。滨海很多大的制造企业不光要卖设备，更重要的是卖科技含量，卖后期服务。”
 
　　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其次，楚义芳说，李克强总理这次考察工银租赁公司时特别强调，要围绕着实体经济来创新，让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比翼双飞。
 
　　“上海主要围绕金融市场来创新，但是天津没有集中交易的交易所，所以只能根据企业需要，围绕实体来发展。”
 
　　真正建成国际航运中心
 
　　目前中国在航运下游产业，如码头、航道、堆场和装卸等方面，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但尚无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在航运金融、交易、服务等中上游产业方面，也与香港和国外差距明显。在楚义芳看来，第三项重要工作是，在东北亚航运中心初步形成的基础上，建成北方国际航运中心。
 
　　楚义芳认为，恰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试点方案的出台，才会使北方航运中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可以吸引符合条件的『方便旗』船或拟在境外登记的中资船在我国登记。登记后它所带来的业务量和税收是非常可观的。”

　　来源：南开大学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