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速也有所减缓。中国的经济改革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果是显著的。不过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认为，中国的成功与已有理论的许多方面相违背，尚有更大的改革发展空间。
 
　　对此，钱颖一认为：“我不同意用渐进式改革来简单概括中国的改革，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仅不确切，而且会产生误导。中国的改革，有时候渐进有时候激进。单用渐进式这一说法，会引出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使人感到这只是时间快慢的差别，同时也使人忽略渐进或者激进方式的形成原因，以及改革中间的丰富内容。”
 
　　钱颖一称，在过去的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存在问题和失误，但综合来说，它的确是非常成功的。什么来衡量改革是否成功？那就是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结果摆在这里，就是*4的证明。
 
　　钱颖一很重视在经济改革中“法治”的重要性。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但在他的笔下和演讲中，却常常高频次地出现“法治”一词。十多年来，每当论及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他往往要强调“法治”的不可或缺作用。他认为：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仅就其立法速度而言，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法制建设中比立法更为重要的是执法，而改进执法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就算是把所有的法律都照抄别国，但执法过程就无法照抄了。
 
　　转轨和改革并不是一个“渐进办法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激进办法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的过程，通常是反过来的。比如，改革的深层问题之一是建立法治，这能用激进的“全盘照抄”的方式来改革吗？*9，这在几乎所有国家，政治上根本不可能。第二，即使在特别例子中可能，比如东德照抄了西德，效果也很不理想。
 
　　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经济要在法制的基础之上。法制是两条。*9条，法制要约束政府。政府在法制的约束下是一个有限政府，没有这种约束就是无限政府、全能政府，这通常是导致坏的市场经济的原因。第二条，法制要约束经济人。如果认为自由市场就是不要政府，那就太天真了。市场要运作得好，是要有一套制度来约束经济人的，要通过合同的形式、法律的形式，甚至监管的形式来约束经济人。而执行这种约束靠的正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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