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上，要逐个定制，针对特殊部门、行业、区域和具体企业集团做具体设计。在税制改革中，今年已全面实施营改增，后续要继续推进整个税制体系和财税配套改革。

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情况如何？明年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有效实施？

贾康：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现在今年，仍是进一步加力增效。赤字方面有所抬高，以适应现在进一步[*{c}*]新常态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有一个特点：提高赤字率一方面要对经济起抬升景气、升温作用，另一方面在资金支出上有强烈的结构特征。因此，在稳增长的同时，配合供给侧优化结构的追求，要积极调结构、促改革，落到惠民生、护生态、防风险上，这是多种目标的组合，结构特征突出。

对于今后宏观政策，要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在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中，要在已有的优化结构要领上做进一步的努力，并要根据年度特点和中长期追求，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兼顾一般。此外，在突出重点的掌握上也很有讲究。在进一步优化社会保障、调动消费需求潜力的同时，还应注意要强化有效投资。

所谓有效，就是要有合理的针对性和好的运行机制。比如，我们所称的选择性地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它的决策和运行机制，显然要对接到现在大家关注的PPP这种创新上。稳增长、调结构，后续一定要有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带出来的管理创新，以及现在正在努力推进的技术创新。

财政政策和去杠杆应如何配合？

贾康：全局的去杠杆首先可理解为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是由M2指标所体现的，与地方政府、各业务部门并没有直接关系，是货币政策当局要通盘考虑如何掌握要领的问题。但从去杠杆的必要配套来讲，财政恰恰要以给自己加杠杆，适当提高赤字率来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增加有效供给来减少总体风险度。比如，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就是政策倾斜加杠杆，但它是结构性和局部的。要把握好两者关系，这是以财政局部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

明年赤字率会进一步提高吗？资金应如何提高使用效率？

贾康：目前来看，财政赤字率已到3%，明年至少应延续该水平。如果有必要，适当提高一些也未尝不可。此前我国注重不超过3%的赤字率，但在[*{c}*]新常态的新阶段，有必要打破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而积极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调控要领。

房地产税可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吗？何时是出台a1时机？

贾康：房地产税可起到正面效应。其一，会内洽地[*{c}*]地方政府真正实现职能调整转变，专心致志来优化辖区的公共服务，改进各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其二，会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财政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匹配上必须打造的地方税体系，矫治过于看重土地批租的土地财政弊端；其三，会优化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强化社会再分配机制；其四，会推进中国直接税比重的提高，而配合间接税的降低，减少低端的和社会总体的税收痛苦程度，以改变原来的间接税为主的税制顺周期弊病。其五，有利于房地产业长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其六，有利于“自下而上”、“上下互动”地培育民主化、法治化的理财机制。

但需要注意的是，房地产税虽是一个必要选项，但并不是房地产税这一招就能决定全局。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控“打摆子”，只治标不治本。从新一轮表现看，必须赶快在政策调节治标后让治本跟上。其中，治本就包括税制改革制度框架建设，且应有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投融资制度配套的改革。这个事情必须抓好，否则就会来回“打摆子”，不可能达到老百姓满意的程度，政府也不断陷入焦虑。当下，更严重地呈现冰火两重天现象，一边是一线城市迅速带动二线城市、“2.5”线城市，热的烤人，另一边是三四线城市继续冰，继续低迷不振。要改变，摆脱这个现象，出路一定是全套的制度优化，在此框架之下寻找长治久安。

在房地产税上，首先，我们应继续坚定地加快立法。在立法完成后，可以区分不同区域，按照地方税可以区别对待的原则，执行时不必一刀切，可以陆续推出。地方税区别对待，符合税收发挥作用的客观要求。

在房地产税列上立法日程前，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率先进行房产税试点。两地试点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宝贵的本土经验。过去我们只能看国际经验，如今房地产税在立法过程中要同时参考国家经验和本土经验，做理性的讨论。在各种不同利益诉求中，寻求*5公约数。同时，也要争取尽快走完立法过程，形成先建立起制度框架的改革。

举例来说，这些年大城市中重庆的房价相对较稳。统计局*7数据显示，今年10月重庆房价环比仅上涨0.6%，同比上涨5.1%，而一线城市和杭州、南京、武汉、合肥和厦门楼市都非常热。重庆可以保持相对平稳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它的土地制度(地票、土地收储)、通盘规划和住房制度相互配套。重庆的保障房占到整个住房供给的35%至40%，稳住了低端人口。再比如重庆的投融资制度，大刀阔斧以投融资制度支持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产业集群。其次，别人没有它敢为天下先的房地产税制度。且重庆的制度做得比上海还靠前，就是它触动了存量。虽然所针对的存量部分是*6端的独立别墅，但市场预期会跟着一起走，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和预期引导作用，是值得注重与肯定的。

另外，当下新政解决的是“冰火两重天”中“火”的这边，而“冰”的那边如何去库存仍还没有很好解决。此轮去库存是有一些进展，三四线城市已降约四个点以上，后续需跟上配套的杠杆才行。如果没有政策杠杆，很难设想三四线城市如何去掉大量的存量房。当下主要潜在目标人群是农民工，想让农民工进城拿到住房，但没有政策杠杆，农民工支付能力不足以购买商品房。因此，一定要将此处的政策杠杆设计出来。

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优化需要与税收机制现实调节作用不一致，是导致个税难推的原因吗？在深化税制改革中，最核心问题是什么？

贾康：税收作用是在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不能反过来因为配置方面调节不好，所以责备税收不行。税收只是资源配置中的一个经济杠杆，不可能万能地解决问题，但应让它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个税是直接税，直接税按中央的要求，要逐渐提高它的比重。在个税上，要优化整个制度设计，应降低中低端税负，增加高端税负。增加高端税负的最主要机制，就是要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与它一起归堆，接受超额累积税率调节。同时再给出一些专项扣除，比如家庭赡养系数、住房按揭贷款月供里的利息支出等，都可以从个税中扣除，这是国际经验，也是合理的。

在深化税制改革中，核心问题就是怎样真正按照配套改革要求攻坚克难。现在，任何一个税制设计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特点，要纳入配套改革，且要真的啃硬骨头。今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后面就是整个税制体系和财税配套改革，以及财税服务全面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

按照审批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确定的时间表，现在的实际进度已明显滞后。六大税制改革中，除营业税改增值税外，还有资源税、消费税、房地产税、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除资源税改革和环境税方面如何推进已有明确信息外，其余三项改革任务当下还未看到具体的推进安排。在预算改革方面有进展，但还需税制改革和政府体系、中央地方事权等方面的改革相配合。

配套改革面临的考验就在面前，应合理掌握配套改革动态过程。应有一个大的思路，按照事权合理化为起点，使各级政府依法取得合理的事权，然后推进到配置合理的财权。财权中最关键的是税基，打造地方税体系，随后是各级预算要现代化，预算后还有各级的产权和举债权。各级政府要有自己的国有资产管理专门机构，人格化地管理掌握产权和相关收益怎么纳入预算程序。举债权调整后，中央可以发债，地方也可以发债。总体来说，改革中的困难相当明显，如何攻坚克难，整体推动，这其中牵扯到方方面面的特定利益关系，已到改革深水区，一定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最后达到的应是各级政府，包括边远地方，也能进入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境界。

对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情况如何评价？未来在推进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贾康：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进行中，大家还在琢磨要领。“三去一降一补”大致形成了切入点概念。制度供给上，各个地方要根据各地特点审时度势，掌握重点。政策供给上，分级政府要有分级财政政策，要用好自己政策空间的可塑性。投融资供给上，政策性投融资对应的有PPP机制创新。特定的任务在设计方面要有独到之处等。

另外，在掌握“三去一降一补”上，要明确它是逐个定制化的。针对特定部门、行业、区域和具体企业集团做具体设计。这明显不同于需求管理简单的总量反周期调控。供给侧要做结构化定制方案，且要找到能让这种定制化目标实现的好的机制，具有挑战性。

需要明确，针对供给侧五大要素，必须调整人口政策、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以及在企业方面要降负松绑。在减税之外的各种负担如何减轻比减税更具有挑战性，包括综合的隐性负担也要真正降下来。还有教育改革和科技改革等，离不开行政、财政、国企、价格、投资、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预计明年改革的着力点会落在哪些方面？

贾康：从着力点来看，总体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继续体现实质性的攻坚克难，具体要落在配套设计上。财税改革有明确的时间表，而户籍制度改革、投资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司法改革相关联的多种改革事项，都要形成全面改革这个概念之下的协调互动。
本文来源：中国证券报；作者：彭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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