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言 至真至纯——周洛华，这篇10月29日的业界评论已给到各位读者们啦，请大家细细品味哦。
　　祖母去世整三年了。我一直想写些什么，但一提笔又觉得对特别熟悉的人，很难写什么东西出来，因为她对我的影响和我对她的感情都孕育在她平时对我们点点滴滴的爱护和关心之中，最终演化成了我生活中平凡的每时每刻。但作为她最宠爱的小孙子，我有责任把她的一生的故事梳理一遍，好好传家纪念。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不再。日伪特务机关进入租界搜捕抗日爱国人士，祖父周谷城也在他们的名单上。某天下午，他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通知转移了。但祖母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在她返家的时候，被常年蹲在弄堂口的小皮匠一把拉住：“太太，你不能回去了，特务在你们家等着抓你”。祖母与他素不相识，哪里信他的话？继续往家走。小皮匠急了，追上来说“你是李家大小姐，本名李明珠，先生已经走了，你快去和他会合”。祖母大吃一惊，她离开陕西老家去青岛上学，改名许多年了，然后又到上海，眼前这个小皮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祖母这才信了他的话，转身逃走，躲过一劫，当时她正怀着我的父亲周骏羽。借用郁达夫的诗，祖父母当时的处境，真可谓“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抗战胜利后，祖母回到老宅子想去谢谢那个给她报信的小皮匠，早已不见踪迹。祖父母的这次逃难经历后来写进了祖父的自传。我们现在想起来，这次脱险很可能得益于祖母的妈妈是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而根据组织纪律，祖母不能去打听这位同志究竟是谁。

　　她是个好女儿。祖母来自一个革命家庭，她母亲张育民（我们称她“老外婆”）于1927年加入中共，后来经组织派遣来上海做地下工作。祖母的继父卢志英烈士则是在渡江战役前牺牲的，后来葬在南京雨花台。祖母曾把渡江战役胜利奖章珍藏了多年，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对这段历史渐渐淡忘了，现在我们重新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枚铭刻着渡江木帆船的铜质奖章。1949年以后，因为出生于红色家庭，她很快被任命为一所接收下来的中学校长，但她干不了多久，就觉得人事关系复杂，那些“有历史问题”的分子，转换角色比谁都快，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她辞职不当校长，转而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生物教师。她一生都有一种荣誉感，一种灌注在脊柱里的正义感，她尤其反感那些“行政人员”，感觉他们的官僚作风和不正之风很严重。她始终不忘革命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干部们享受。有好几次，她气愤难忍时，当着许多人的面，指责一些基层干部，“你们这帮狗屎的坏透了，简直比国民党还坏”，这当然是她的一时气话。她的这些气话说过之后，自己也就忘了，可是别人却铭刻在心。所以，建国以后，她虽然受到许多普通群众的拥护，却没少吃苦头。

　　改革开放后，国家推出了干部离休制度，凡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人，都可享受离休待遇。那时，祖父的地位已恢复，也有许多“老外婆”当年的部下在恢复工作后愿意给祖母写证明材料，说她早年给地下党送过情报，属于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同志。但是，她总觉得自己没做过什么，和牺牲的烈士比起来，自己的贡献不值一提，而且她深信伸手向组织要待遇是件可耻的事。所以她犹豫再三，也没有申请离休待遇。幸亏组织上还是很关心她，祖父去世时，将她的医疗关系由一般退休人员转为干部待遇。

　　她总是强调“我是一个老实人，要对组织说实话”，说话做事从不转弯抹角。我在想究竟是她的特殊基因导致了她的直率呢，还是她出身革命家庭导致了她的直言，或许两者都有。这些年来，被她不假修饰的语言伤害过的人不在少数，好在大多数人知道了她的脾气后，也不怎么在意，反而挺喜欢她的率真。

　　她是好妻子。祖父总是说祖母是个命好的人，他们俩相伴50多年，平时有些吵闹，但即便是刚刚吵过架，她还是准点做饭，准时拿药递给祖父。得益于她细致耐心的照顾，祖父的晚年过得很幸福。她曾是祖父在暨南大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恋，她对祖父始终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除了每天照顾祖父的起居饮食之外，还仔仔细细地把祖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祖父的照片和有关祖父的报道她都完整地收集着，直到自己老得不能动了为止。文革时期，红卫兵几乎天天来抄家，临走还特地把“打倒周谷城”的标语贴在碗柜上，防止家里开伙做饭。祖母一回家就立即撕掉这些标语，没事儿似的继续烧饭洗碗，然后自己动手写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重新贴在碗柜上。在那个年代，她有一种陕西女人无所畏惧的强悍，甚至就是家里的精神支柱。祖父去世后，她常常拿出祖父早年的西装证件照端详，反复给我们讲爷爷当年的轶事，在她眼里，祖父始终是才华横溢和英俊潇洒的。她90岁那年，申请加入祖父早年参与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追随祖父的全部事业。

　　她是好妈妈。父亲小时候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经常在学校闯祸，祖母总是对他纵容迁就。有一年，父亲在学校和同学玩耍时，踢倒了学校的一堵土墙，老师把祖母叫到学校去，她却对着学校老师大声说，“你们的墙不结实，怎么能怪孩子呢”！1975年，正是在她的不断催促下，祖父才打破自己从建国起就定下的“我从不向主席提任何要求”的自我约束，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希望把我的父亲周骏羽调回上海照顾自己和老伴的生活，这是他生平*9次，也是*10一次向毛主席提出个人请求，而这也是他给主席写的最后一封信。主席并没有回复他，但两个星期后，父亲在军垦农场出早操时听到了“周骏羽同志出列，组织上决定调你去上海工作”的命令。她始终有护犊之心和舐犊之情，她身上有伟大的母爱。

　　她是好祖母。姐姐顺华几乎是她一手带大的，她总是爱带顺华和我去家附近的襄阳公园玩（后来襄阳公园的牌子是由祖父题写的，祖母就更喜欢这个公园了）。顺华喜欢“坐在奶奶的好腿上”（祖母因坐骨神经痛导致右腿不便）听她讲“噗嗤噗嗤打药水”的故事，我喜欢她带我去成都饭店吃鱼香肉丝。她发明了一大堆有着陕西口音的形容词和名词，用来给我们解释周围的新鲜事物，比如：她把根系致密的慕尼黑草称为“霸根草”，把花团锦簇的海棠花称为“痒痒树”，以至于我们以为这些形象的名词就是这些物种的真名，长大以后使用这些名词时，旁人不知所云，现在这些名词成了在我们家里沟通的私人语言，总是给我们温暖的回忆。

　　她去世前几年，一直尝试着给不同的领导写信，希望他们能提拔重用我，尽管各级领导从不搭理她的呼吁和请求，她仍为此四处写信。我一开始对她的做法很反感，认为她这样的做法不仅违反组织纪律，也于事无补，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时过境迁，我也人到中年，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逐渐能理解她的动机了，我现在也愿为了孩子去做同样的事，不会顾及被冷落或被拒绝时自己的面子。祖父去世前想要把他的藏书全部捐赠复旦大学，祖母嚷嚷着把复旦图书馆派来的同志赶了出去：“这些书我孙子要读的”――我至今感谢她的决定。

　　祖母去世以后，我们慢慢清理她的遗物，1996年祖父去世时留给她三万元存款，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她去世时积攒下二十万元。妈妈说她在一个小包袱里找到封王光美同志写给祖母的信。我在想，祖母是怎么在一地碎瓷片，满墙红标语的年代里保存下来的呢？她心里一定有着自己恪守的正义和光明，因而她才会显得特别地勇敢和豁达。想到这些，我泪如泉涌，感觉自己此刻的内心通明透亮，且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留给未及赶来的亲友的，“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妙的一生”。对于祖母来说，我们都可以肯定的是，她度过了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 （作者系知名财经专栏作家，东方网财务总监）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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