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振心谈到了新常态下宏观政策转型的逻辑，这篇1月26日礼拜一*7出来的业界评论请尽快看完哦，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业界评论的文章等着你哦。
　　“经济新常态”原是指世界经济在危机后的一个恢复时期，中国经济新常态借用了这一概念，却具有不同的涵义，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常态，即经济上的稳态，是一个长期概念；二是新，即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区别于旧常态，是一个新的稳态。

　　根据经济学分析框架，供给是决定长期经济产出的根本性因素，需求是引起短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我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长期供给面的变化引起的，是一个新的经济长周期，这是基本趋势，总需求导致出现经济波动短周期，这些短期趋势在长周期的范围内，共同勾画出经济新常态下的走势。

　　从增长速度看，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将下降，主要基于长期供给面的变化：一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直到2030年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逐步减少；二是技术的“后发优势”逐渐消失，社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大大提高；三是资本的边际递减规律，我国公共投资的外溢效应不如以前。我国当前经济增速出现了超调，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供给能力没有完全发挥，基于以下经济状况：其一、我国经济产能过剩具有普遍性，范围从钢铁、水泥等扩大到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二、结构性失业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大学生就业难突出；其三、经济存在着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PPI数据30多个月来一直为负值。我国经济产能利用率不到80%，表明经济中还存在闲置的资源，潜在增长率没有完全发挥，产出缺口较大。因此，我们预计经济新常态下的正常增长率应当高于当前水平，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速，在7.4%至9.8%这样一个区间范围内取值。

　　从发展阶段看，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率不会是一条水平线，需求的变化将会引起经济的短期波动，在新常态的长周期内，预计发展将分为三个不同阶段：调整期、恢复期和稳定期。调整期相对较长，当前正处在这一时期，经济要承受长期总供给下降与短期总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产能过剩严重，企业去库存的压力较大，经济增长率会快速下降。经过深度调整后，经济新常态进入了恢复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经济走向再平衡，杠杆率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上升，这一时期经济增速会缓慢上升，直至经济中的闲置资源被基本利用。经过较短时间的恢复后，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的稳定期，宏观经济面保持均衡，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这个稳定的增长率明显低于经济旧常态的增长率，这一时期将保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我们判断，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总体上会出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企稳的基本走势。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宏观政策的空间和环境。

　　*9、负债率和货币化率高企，政策空间减小。从财政政策看，我国政府负债水平不断攀升，全国存量政府性债务超20.6万亿，占GDP比重达到53.5%，直逼60%的国际控制标准，在建工程还需要后续融资，债务规模还将扩大。如果加上社会保障方面的硬缺口，按照2.2万亿估算，加上各种政策性挂账需要消化，实际上财政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么乐观。从货币政策看，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投放不受约束，央行成立后三十年内，M2的数据增长了267倍，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194%，大大高于世界水平。虽然我国的货币投放暂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但是这“中国货币迷失之谜”一天得不到正确的解答，这把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随时可能会掉下来，突发性通胀的危险时刻存在，货币政策回旋的余地也有限。

　　第二、大国政策博弈加剧，政策环境转变。随着世界经济金融深度融合，各国宏观政策的相互影响空前加大，大国之间的政策博弈不可避免，集中在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领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率与高利率水平，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央行被迫采取发行央票、提高准备金率来进行抑制。时隔数载，随着美联储逐步退出QE，资本回流美国，造成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紧张，2013年突然爆发了钱荒，仅两个月时间外汇储备减少656.8亿元，资金价格大幅攀高，最后央行被迫干预，扩大基础货币供应。大国之间的政策博弈导致了资本流动对市场的冲击，给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宏观风险不断累积，政策压力加大。扩张性政策短期内能迅速结束经济的衰退，但也会给经济的复苏带来更大的隐患和风险。前期四万亿的一揽子政府投资计划，带动了近10万亿的金融资本投入，社会杠杆率急剧放大，政府资产负债表失衡，在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已逐渐显现，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经济下滑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较低的物价水平导致实际利率偏高，政府性债务负担沉重，一些负债率高的地区很容易出现资金流动性问题，局部危机的概率增大。二是银行信贷质量的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十分突出，部分公共投入低效问题暴露，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大幅攀升，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在增加。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造成了我国宏观调控困局。

　　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宏观管理当局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一是从侧重需求管理向侧重供给管理转变。我国宏观政策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管理，一旦经济出现大的下滑，国家就会启动扩张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部门投资，再配合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鼓励企业部门增加杠杆，支持政府扩大融资，这样虽然短期内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迅速地提振经济，但也积累了供给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在经济新常态下表现更为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在财政政策方面，可实施税制改革和结构性减税，增加国家创投引导资金，支持创业等等；在货币政策方面，可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力度，加快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建立担保和再担保体系，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等等。这些措施旨在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企业发展，解决我国经济供给面上长期存在的问题。

　　二是从侧重短期平衡向侧重长期稳态转变。在旧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注重于对经济短周期进行调控，虽然抑制了短期波动，但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尚不充分，政府的频繁干预挤压了市场空间，抑制了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使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更加突出。从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一味地大量投放货币实际上无助于改善长期经济增长绩效。货币政策上央行今年设计的“利率走廊”的新机制，就是避免对经济的频繁干预，侧重对经济的长期调节。财政政策上，编制预算中长期规划，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保持宏观政策的平稳性。

　　三是从侧重总量调控向侧重结构调控转变。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总量，财政政策调结构。由于旧的体制因素制约，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总量调控虽然能改变经济基本面，但难以矫正经济结构失衡。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实现经济再平衡的问题更加紧迫。宏观管理当局近期实施的“定向降准”、加强存贷比弹性等一系列的动作，实施精准调控，定向调控，对货币政策总量工具进行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加注重调整收支结构，收入上实施税制改革，清理支出挂钩事项，加大民生投入，优化支出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调整经济结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是依靠一系列制度来实现的，包括了相关的法律、规章和管理办法，这个制度体系是宏观调控的基础，比政策操作更为重要。虽然我国宏观政策操作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还比较零散，没有成制度、成体系。必须对原有政策框架进行系统性新构，释放制度红利，增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动力。

　　一要以改革思维统筹目标方向。我国宏观调控过程中偏好“双松”和“双紧”的政策搭配，很容易走进“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目标已不单是速度的问题，而是更加重视增长质量，充分就业目标面临的问题已经转变为结构性问题，不再是总量问题，各个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发生了变化。对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也要进行重新组合排列，把握调控的方向和重点，慎用同向的政策搭配，防止过度干预。

　　二要以治理思维建立决策机制。科学的决策机制是政策成功实施的起点。我国目前的政策决策不科学、不透明、不开放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从货币政策来看，与美联储决策强调分权和辩论相比，我国决策还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过程，在决策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吸收社会相关方面的意见，虽然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但仅限于咨询，且成员大多是政府官员，在货币决策过程中作用十分有限。财政政策决策则没有成立任何正式的咨询机构，虽然各级人代会对政府预算具有决定和监督作用，但只是停留在总预算层面。必须切实加强各界对政策决策的参与度，使决策反映社会总体的共同意愿。

　　三要以市场思维重塑传导机制。宏观政策传导是一个漫长的链条，政策要发挥作用，出台措施只是起点，最终要通过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改变来实现政策的意图，从实践看，我国市场经济机制还不完善、传导机制并不顺畅，导致政策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从货币政策上看，存在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从财政政策来看，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以市场化为方向，重整经济秩序，理顺各种关系，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在财政政策上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减少财政对竞争性领域的干预，回归公共属性。在货币政策上要着力构建以资金价格为主的传导机制，打破金融业垄断，切实打通政策的传导通道。

　　四要以创新思维丰富政策工具箱。政策工具只有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沿袭原来的工具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的需要，需要构建新的政策工具箱。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开发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政策工具，完善政策工具箱。

　　（作者系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