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等人在会上对人口数据做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解读。我们认为，这些解读夸大其词、以偏概全，用混淆视听的方式来继续刻意误导民众和中央，以期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下面，高顿网校小编在2月17日礼拜二*7发布的业界评论文章是——梁建章畅谈别曲解人口数据以混淆视听

　　在报道中，翟振武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仅比上年的117.60下降1.72，把这称为“断崖”式下跌是明显的夸大其词。况且，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在102-107之间，115.88仍然远高于正常值。

　　更离奇的是，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比上年仅增加47万人，翟振武竟把这个2.9%的增幅称为“跳跃式”上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从1990年到2000年，年出生人口萎缩约一半。，这种持续10年时间的，幅度达50%，年均幅度超过6%的下降没有被称为“断崖式”下跌，而一年时间的2.9%的增加却被称为“跳跃式”上升，这到底是何种修辞手法？

　　更重要的是，目前处于24-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从2010年到2014年，这个年龄段女性数量增长了18%左右，而全国出生人数只从1610万上升到1687万人，仅增长了6%，远低于潜在母亲数量增长的18%。如果生育率（即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维持稳定，这几年应该出现生育高峰。现在几乎没有生育高峰，说明生育率在进一步走低。翟振武丝毫不提这个重要背景，却把2.9%这个几乎是统计误差的变化称为“跳跃式”上升，似乎在故意让人误以为生育率在大幅攀升。

　　针对单独二孩的实施效果，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说：“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我们很难想象，作为政府部门的主管官员，竟然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可以如此信口开河。

　　我们在《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一文中列明，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卫计委言之凿凿所说的是，单独两孩实施后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后来才改口为不到200万。而根据各地累积申请情况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全国所有省市区实施政策满一年后的申请数，扣除申请未被批准的，被批准却没有如愿生育的，没有单独两孩政策本来也是要生育的，还有双[*{7}*]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新增出生人数不到预计200万的三分之一。如果这也能叫“符合预期”，那什么预测才叫“不符合预期”？

　　在有全国30个研究机构，包括翟振武在内的有50多位人口学家参加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议上，与会人员几乎一致地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短短一个多月后，翟振武却断言，“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是一种误读”。他煞有介事地给出了三个所谓的“误读”理由：

　　他给出的*9个理由是，“把1100万对的目标人群数量直接等同于（应该）新增出生人口总量，这种作法忽视了二孩生育的意愿或比例。相当于认为所有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都会生育二孩。”而第二个理由是，“把某一年的“单独”夫妇申报规模与1100万对相比较,这既没有考虑二孩生育的意愿,也没有考虑二孩生育是在几年内才完成的规律。”

　　到现在为止，在所有认同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学者和媒体人士中，我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把“遇冷”的判断归因于上述理由。翟振武到底是凭着什么把这两个理由塞给对方？从上下文来看，他在刻意误导读者，让他们误以为对政策“遇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两个子虚乌有的错误理由，然后想通过否定这两个对方没有使用的“理由”来否定政策“遇冷”的判断。

　　翟振武还给出了第三个所谓的理由，“....目前有的省二孩申报的数量高于预期,有的省低于预期,都是正常的。”  我们希望知道，翟振武所指的“高于预期”的省到底是哪个或哪几个？难道是指我们在以前《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提到的，数据严重偏离其他所有省份，其可靠性值得强烈怀疑的山东省？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收集28省市区的98次报道，在所有这些报道中，凡是提到预期数据的，没有一例不是说申请数是低于预期。我们建议翟振武列出到底哪几个省的申请数高于预期，这些省占全国人口多大比例，而不是含糊其辞地说“有些高于预期，有些低于预期”，让读者误以为两者比例不相上下。

　　翟振武还预计，“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而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也呼应，“2015年，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万左右。”

　　我们前面提到，由于生育旺盛的女性数量正处于高峰期，加之生育年龄推迟，近年出生人数小幅波动并不奇怪。如之前分析，单独二孩的政策一整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只有六七十万，对提升年出生人口的作用是杯水车薪，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二年后出现反弹。更重要的是，生育旺盛期24-28岁女性在未来十年的数量将萎缩40%以上，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年出生人数也会大幅萎缩。翟振武和杨文庄，对这个远为更加基础的趋势因素避而不提，却极尽可能地夸大单独二孩政策的作用，这到底想说什么？

　　针对翟振武言之凿凿的判断，我们不妨看下他之前的预测记录。2014年3月翟振武在《人口研究》发文说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4995万；11月他发表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发文改口说全面二胎每年只会出生3100-3850万人了；而12月8日他在《北京日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峰值将不会超过2100万人。扣除政策放开前的每年1600万的背景出生人数外，他对二孩政策的年新增人口的的估算，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从最初的3600万，陡然降至不到这个估算七分之一的500万。尽管估算所对应的年份不尽相同，但对政策效果预测前后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在说话。

　　据我们观察，翟振武对人口数据的信口开河是一贯的。比如，在2008年2月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翟振武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6年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在1600万左右，大大低于翟振武所说的1900万人。

　　又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实际上，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远高于他所说的3‰。翟振武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过去高于世界平均，直到近年才接近世界平均。但实际上，从1975年开始，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萎缩，从22.4%降至19.0%，降幅达3.4个百分点。而从1950年到1975年，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上升不到0.7个百分点。

　　而201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1970年，全国人口6亿多”。但事实上，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经超过8亿。

　　如果说预测出现一些偏差，或者在采访偶尔出现口误，那可以理解，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不足。但长此以往，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得如此离谱，而且所有的错误都发生在同一个方向上，这无法不令人怀疑这到底是意欲何为？翟振武教授现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并曾为中央政治局讲授人口课，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有理由质疑，他到底要把人口政策带向何方？

　　总和生育率是确定人口趋势的核心数据，可以通俗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1.2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本该是制定人口政策的最基础的数据，但计划生育部门和某些人口学家一直以漏报为理由否认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权威性，并大幅调高生育率的估算，把这个基础数据弄得扑朔迷离。在报道中，翟振武宣称，2012、2013、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9、1.513、1.579。相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别提高了44%、20%、28%。

　　我们不知道翟振武教授到底用何种手法把总和生育率调到如此之高。实际上，根据人口普查的详尽数据可以回测过去的生育率，核实历史抽样数据。只要漏报和重报与年龄等变量没有太大关系，回测的生育率就是可靠的。图1显示，各年抽样生育率与由两次普查回测的生育率基本吻合，只是在1980至1996年间，抽样值略低于回测值，表明当时抽样调查中确实存在漏报，但情况并不是十分严重。

　　不要曲解人口数据以混淆视听 - 梁建章 - 梁建章-中国人太多了吗？

　　如图所示，自2006到2010年，回测生育率比抽样调查生育率平均高出幅度约6.7%，*6也不超过10%。按此*5幅度来放宽2012、2013、2014的总和生育率也不只有1.14、1.39、1.35。如果以每年出生的人口数（该数据已经对漏报进行过调整）来除以当年生育旺盛的24-28岁女性的年平均数来做大致估算，这几年的总和生育率也是1.3多点，与上述估算相仿，远低于翟振武所给的1.499、1.513、1.579。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数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低于中国，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的，独生子女非常罕见的泰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只有1.41。

　　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并非不可以。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出生人口数据就是已经考虑到报而调整之后的。由于这种调整方法涉及很多步骤和相关假设，任何调整估算必须遵循基本的常识和学术伦理。如果在调整的每一步都做出最极端的假设，那最后的结论可以面目全非。由于在未来10年，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急剧萎缩，这给调整方式留下了不小的随意空间，但也只有对女性生育年龄模式做最极端的假设才有可能得出类似于翟振武这样的结论。我们有理由质疑，翟振武到底是如何把生育率调到如此之高的？

　　回溯一下生育率数据调整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判断这种调整的可靠性。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计划生育部门却把人为调高后的1.8作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中国政府网，2004）。虽然当时确实存在漏报，但40%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

　　针对民间的质疑，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对这个数字是非常谨慎的，没有科学性我们是不能随便确定的。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不到1.4，完全否定了官方的1.8，而印证了民间学者的估算。当年信誓旦旦给出1.8的生育率估算者，到今天可有勇气站出来承担历史责任？现在翟振武对总和生育率的调整看起来又在故伎重演。这种游戏还要玩多久？

　　翟振武还提到，“ 如果按照2015年1800万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推算，2015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总和生育率上升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有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断定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18的水平，今后还将越来越低，已经到了“危机”和‘陷阱’的境况，显然距离事实太远。 ”

　　2015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都是未知数，翟振武似乎现在就把他预测的2015年1800万的年度出生人口数和臆想出来的1.7的总和生育率当成了“事实”。而如前分析，他所谓的趋势明显的总和生育率上升基本是子虚乌有。至于他提到，有人断定中国的已经低至1.18的生育率，而且今后越来越低，这看起来又是故伎重演，再次把一个子虚乌有理由硬塞给认定人口危机的学者，试图用否定对方几乎无人使用的理由，来否定人口危机的存在。

　　就我们了解，尽管来自人口普查的1.18的生育率本该是最权威的数据，但所有支持政策放开的严谨学者中没有一人将这个数据当成是人口危机的证据。相反，支持政策放开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在人口数据上宁愿采用相对保守的态度，完全不是像计划生育部门和翟振武这样，毫无底线地，一再使用最极端和最离谱的方式来解读甚至玩弄人口数据。

　　翟振武进一步声称，“中国农村人口还占很大比例，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即使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在1.0左右,中国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也不会低到1.18的水平。中国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是1.47,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人都按政策生育,平均每个妇女也生1.47个孩子。因此,判断中国已陷入‘生育危机’,今后出生人数不可能增加,恐怕是没有根据的。 "

　　这又是在混淆视听。所谓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是如何得出来的？现在农村大部分年轻人平时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比城市年轻人更大的压力，而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他们的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农村年轻人心目的理想孩子数都已经低到1.8的水平。而实际生育率往往大大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韩国的理想孩子数一直在2以上，比中国农村还高，但实际生育率都不到1.45。

　　更荒谬的是，翟振武用来反驳中国陷入生育危机的理由竟然是，如果按政策生育，平均每个妇女也生1.47个孩子。尽管存在计划外生育的现象，但也有很多家庭没有或者无法实现政策允许的生育数量。有何理由认为实际生育率就不会低于政策生育率？除中国以外，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实施限制生育的政策。他们的政策生育率都是无限大，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没有生育危机了？

　　实际上，在同一篇报道中，翟振武自己都提到，在符合单独二孩的政策的夫妇中，愿意生育二孩的仅有60%。即便不考虑最后改变主意的，想生却生不了的，就算这60%都成功生育了二孩，那最终的生育率也远低于政策允许的两个孩子。由此可见，翟振武并非不知道，实际生育率可能会远低于政策生育率，他只是利用一般人对这种概念的不了解来浑水摸鱼，掩盖足以反映严重人口危机的强烈证据。

　　在这次会议上混淆视听的并不只是翟振武，同样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的段成荣教授声称，“2014年全国出生人数较上年增加47万，对于近年来已经非常突出的入园难、入学难形成巨大压力。”对于那些受制于各种人为限制政策，而对于孩子教育充满焦虑感的父母来说，这种言论听起来似乎在为他们着想。但只要略微了解一下事实，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甚至虚假。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从1963年到1990年代初，每年出生人口普遍在2000万以上，*6接近3000万。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怎么在1640万的基础上增加47万就对入园难和入学难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段成荣的眼里，这些孩子难道都是洪水猛兽吗？

　　实际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全国小学数量从55.36万所减少一半多到25.74万所，学校数量大幅缩减的现象既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而2013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又比上年减少1.55万所。在学校数量缩减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用入学难来论证新增人口对教育资源带来的压力巨大，是不是已经远离了起码的伦理底线？

　　在报道结尾，同样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爽教授宣称，“目前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生育危机’。特别是在单独二孩政策刚刚启动、实施的特定过渡时期，稳妥一些，观察一段，可能比立刻全面放开二孩更理性。”

　　这句话看似温和谨慎，实际是避重就轻，以稳妥理性为名，行拖延政策转变之实。如本文所分析，会议报道中出现的大部分重要陈述和结论，不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就是在强词夺理，混淆视听。到了最后，这些虚妄之词怎么就演变成一个中国没有陷入“生育危机”的结论？

　　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各种恶果日渐显现，放开生育限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计划生育部门每次都是用类似手法，肆意曲解人口数据，把只需基本的人口学常识就能看清的问题，偷梁换柱成对人口数据没完没了的争论，最后让政策改革变得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如我们在《为什么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中所论述，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数进一步萎缩之时及时鼓励生育。

　　即便是翟振武对2014年所给的1.579的生育率也是极低水平，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减少28%，两代人就减少一半。就是这种生育状态也需要大力鼓励生育。实际上，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伊朗也曾实施过抑制生育的政策，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远比中国大陆要温和，持续时间也要短得多。就是相对严厉的新加坡当年也不过是取消第三胎的补贴和产假而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跌至1.6之前都全面停止了节育措施，有的甚至立即转向鼓励生育，到今天更是无一例外地都在大力鼓励生育。

　　即便不考虑低生育趋势对经济发展和国力的长期灾难性影响，就是从公民权利和人道主义的角度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限制生育。目前70后女性正在快速接近生育结束期，她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受益于单独两孩政策。每拖延一天放开，就将会给无数家庭带来终生的遗憾，并最终造成更多失[*{7}*]庭的人伦惨剧。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延迟放开生育的好处要超越她们付出的代价？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迟迟没有放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计划生育部门和与之关系密切的某些人口学家罔顾基本事实，违背起码的学术伦理，把人口数据到道具来混淆视听，用本文所分析的种种毫无底线的手法来误导公众和中央。对于这种拖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计划生育部门和个别人口学家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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