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9年初，美国麦克拉奇报业集团驻华记者蒂姆·约翰逊写下了一篇名为《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或许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出访了拉美国家引来外界高度关注，所以文章一出，立即引来如潮的关注和讨论。于是，早已有之的“中国威胁美国后院论”终于升级成为“拉美沦为中国后院论”，一时甚嚣尘上。

　　如今4年过去了，或许真如记者约翰逊所预言的那样，中国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向了长期被美国所遗忘的南美大陆，来寻求和增强与拉美的贸易关系,以确保来自那里的石油、铜和大豆等大宗商品长期稳定的供应。于是，我们看到了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增设了拉美分论坛，多位拉美国家元首参与在其中。

　　中国早在2011年就超过荷兰，成为在拉丁美洲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国。这比此前经合组织秘书长安杰尔·古里亚的预测提前了两年。中国的雄心似乎也超出了他的想象。两年间，中国在金融、资源、能源等领域和美洲国家签署了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据中国海关总署*7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拉贸易逆势增长，总额达到2612亿美元，同比增长8.18%。这一数据和趋势正在撼动美国*9大贸易伙伴国(2011年美国和拉美国家贸易额为3510亿美元)的地位。

　　如果中国人应当热烈讨论和谴责美国“重返亚洲”的高调战略调整，如何“围堵中国的前门”，那么提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近两个世纪的美国人似乎同样有理由质疑中国如何悄无声息地“抢占了美国的后院”，虽然中国的“抢占”方式是经济的，而非军事的。
 

　　美国的“盲点”？

　　面对如此诘问，哥伦比亚着名专栏作家安德烈斯·卡拉和美国着名能源问题专家迈克尔·伊科诺米季斯在他们合着的《美国的盲点：查韦斯、石油和美国安全》(America's　Blind　Spot:　Chavez,　Oil,　and　U.S.　Securi-ty)一书中，给出了否定而且有反思性的回答。

　　在这本书中，作者没有恶俗地将南美的“中国因素”和龌龊的阴谋论联系起来，而是用理性和智慧的视角审视了拉丁美洲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微妙选择，最终将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削弱归因于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上的失败和这一地区内生性发展的因素。他们还以能源贸易为主线，将委内瑞拉作为极端案例，梳理了美国在拉美外交政策的变迁，以及因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和影响。此外，作者将中国影响力在拉丁美洲的崛起归因为市场全球化的结果，并认为中国在南美的介入最终将有利于美国。

　　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可谓紧密。从1823年美国出台“门罗主义”，向欧洲殖民者宣示了其势力范围后，就确定了美国在美洲[*{3}*]的地位。拉美国家事务也常常被置于美国的炮舰外交之下。

　　这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双边关系一直到罗斯福总统时期才有所改变。当时为了保证拉美国家不倒向纳粹德国，美国在1934年制定了睦邻友好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并宣布放弃军事干涉。

　　但一如既往的军事干涉始终是美国介入拉美事务的最重要外交工具。特别是冷战开始之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生根发芽，美国更无节制地使用军事手段。在美苏对峙的全球格局下，两国在拉丁美洲扶持己方力量，展开了一场“代理人战争”。在苏联因素的作用下，拉丁美洲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列为优先考虑的区域。苏联垮台后，美国面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等新的外部挑战，拉丁美洲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从关乎国家安全的全局性地位，迅速滑落到了次要的和局部性地位，此后美国对拉丁美洲关注点转移到诸如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等具体问题上来。

　　因此，冷战期间贯穿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逐渐转变为“理想主义”，进而削弱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所谓“现实主义”，就是认为美国对外国的干涉应摆脱虚幻的道德约束，而始终以保护美国利益的务实考虑为主。在这种认知下，可以想见在冷战期间，美国毫不计较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何专制、如何侵犯人权。只要他们的领导人坚定地站在反共产主义的阵营一边，美国就会给予充分支持。

　　所谓“理想主义”，就是认为所有对美国*4的就是对世界*4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维护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并由于冷战后拉丁美洲战略地位下降，美国开始要求此前的独裁盟友们离开他们眷恋的权力，进行民主化转型，并以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评判标准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1989年，在美国的催促和倡导下，当时陷于严重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接受了“华盛顿共识”这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理论。

　　这套理论设定的最终目标或许没有问题，但却没有将拉美从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中拯救出来。在1990年代，拉美再次遭遇到严重的经济下滑。比经济下滑更严重的是，贫富分化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诸如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安第斯山脉国家，成千上万的穷人只能依靠毒品贸易，或偷渡美国来寻找生计。美国输出的“理想主义”激化了拉美社会中旧有的矛盾，最终导致1990年代拉美大多数残暴的集权军政府纷纷倒台。

　　贫富分化撕裂了拉美社会，也催化了更加左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股左倾风潮中，曾经被誉为“南美民主典范国家”的委内瑞拉，在查韦斯的领导下，[*{c}*]了一场“玻利瓦尔主义”运动。这位曾经发动过政变的上校，在失败后彻底学会了选票政治的玄机，并最终在民主机制下破坏了司法独立，完成了个人高度集权的事实。至于查韦斯“反美”的姿态和口号，大多数时间也只是做给选民的表演，因为如果考虑到石油贸易对委内瑞拉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巨大的石油贸易份额(大部分是间接转口贸易)已经让看上去的“反美”不攻自破。

　　委内瑞拉对美国稳定的石油供给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委内瑞拉的价值主张背离了美国，所以长期遭受美国的制裁。此外，整个拉美地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将成为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但由于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外交政策依然迷失在“理想主义”的禁锢之中，成为美国的“盲点”，使得美国企业被排除在一些拉美国家的市场之外。
 

　　中国选择

　　最初，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动是外交层面上的，通过提供资金和基础设施援建，阻断拉美穷国和台湾地区的外交联系。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起飞，能源和资源的供给逐渐成为困扰中国的大问题，中国和拉美地区的交往才真正有了实质性内容。

　　在中国的众多需求中，石油需求始终是最强劲的驱动力。在过去30年间，中国消费了全球新增石油产量的三分之一，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一半以上的石油需求依赖进口，增加了能源安全的不稳定系数，而进口多元化成为必然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拥有巨大资源储量和产能的拉美地区成为中国的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石油消费大国，如果想更好地保障自己的能源供给，*4能脱离单纯消费者的角色，而成为生产者或至少是生产参与者。作为一个石油需求者，同时也是一个石油生产者，可以渗透到石油产业链条中的若干重要环节，然后将这些“碎片”拼接到一起，那时，中国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竞争者。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身影才会频繁地出现在拉美国家，而中国对拉美国家的投资和贸易，也是以能源领域为重点的。

　　在很多欧美学者看来，时下中国的做法和上世纪西方殖民者的行为并无多大差别。他们认为，中国在与资源国交往时，不关心当地的人权或民主状况，因此没有政治干预和附带条件来试图改变资源国的现状，中国只关心和资源国政府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关系。在中国这种和美国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路径下，中国成为很多拉美国家的亲密合作者，其中不乏委内瑞拉等美国不喜欢甚至排斥的国家。

　　在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过程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一个契机，使得中国在拉美大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玩家。在身陷财政泥潭的欧美国家自身难以为继的背景下，中国以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后盾，对拉美国家展开了一场以资金换资产的交易。

　　中国在拉美的大手笔投资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但美国依然需要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进入拉美大陆到底要什么？是为获取稳定的能源和资源供应，进而无意间获得了附带的政治影响力？还是主要为获得政治影响力，附带获得了资源？

　　对于这个问题，想必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是心知肚明的。况且，中国在拉美大陆的介入并没有威胁到美国，反而带来了益处。正是由于中国和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家达成了“贷款换石油”的置换协议，为南美石油生产国带来了急需的资金。这些资金不仅被用于石油生产领域，进而保障了美国的能源供给，同时也稳定了这些石油生产国的社会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非法移民和毒品贸易对美国的冲击。

　　事实上，对南美大陆而言，中国和美国并非是一道非黑即白的排他性选择题，而是一道互利互惠，互为补充的多选题。对于各方而言都很清楚，即便中国成为拉美经济领域的新贵，但也无法挑战美国在拉美大陆积蓄了两个世纪之久、强大且多元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