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证监会这个利益场中推进改革，将考验肖钢的勇气、智慧和能力。而如何疏解836家企业IPO堰塞湖难题，则是[*{5}*]摆在他面前的考验。
 

　　“他不会轻易表态”

　　先做些增量改革。

　　他的办公室向西北位移了1.4公里，管辖范围却从一家银行扩大到全中国的资本市场。

　　2013年3月17日，富凯大厦传出新的人事任命：上任仅506天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走马山东，原中国银行[-0.35% 资金 研报]董事长肖钢履新证监会。

　　肖钢从北京西单路口西北角的中国银行总部，搬到了金融街的富凯大厦。这片被称为金融街[0.35% 资金 研报]的区域，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紧邻政治中心中南海，掌管着中国金融业命脉。

　　任命在周六宣布，虽有两天缓冲期，但周一的股市依旧用低开低走迎接这位新监管者，A股大跌1.68%。

　　市场的不乐观或许来源于信息的不明朗。

　　与去职者郭树清活跃在改革派学术界和媒体不同，资本市场对这位前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行事风格知之甚少，更难窥见其对资本市场的基本态度。

　　履新十余天来，新主席先生*10一次公开报道，是其在履新第三天时会见香港特首梁振英，暗示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一系列合作：人民币QFII、跨境ETF以及基金跨境认可，仍在推进中。肖钢或许正在兑现他的承诺，“延续郭树清新政”。

　　而前任郭树清留给肖钢的“遗产”远不止如此：是否放开机构审核，如何加强市场监管，减少内幕交易，都将考验肖钢的智慧和能力，而如何疏解836家企业IPO堰塞湖难题，则是[*{5}*]摆在肖钢面前的考验。

　　一切均因肖钢尚未对市场公开喊话而尚不明朗。

　　“他处事极为稳健，不会轻易表态。”一位肖钢多年老友这样评价这位新主席。可资佐证的是，2003年履新中国银行时，肖钢沉寂了10个月才首次对外公开发表言论。

　　此种沉默，让证监会的人事过渡在低调平稳中进行，对郭树清新政表现热烈的市场也对这位新主席处于观望中。人们都在猜测，肖钢style的*9板斧会砍向何处？

　　2012年9月，肖钢以中国银行行长之职，在《China daily》发表英文署名文章，谈论银行理财产品风险，他认为由于资金池和资产池期限错配，必须警惕影子银行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庞氏骗局”。在2013年“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甚至说影子银行的偿还风险已经发生，银行业高增长的时代已然过去。这点与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看法截然相反，后者认为“蓝筹有罕见投资价值”。

　　这些观点，让业界猜测肖钢会对机构资金池下手，并对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加强控制，风向趋于保守。

　　肖钢的一位多年老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肖钢上任后，会对伤害公众利益的理财产品展开治理，这点无庸置疑。

　　对资本市场风险的重视和强调，或许是肖钢主政的一个鲜明特色，这源于其职业生涯的影响。担任央行副行长期间，主管非银司的肖钢曾亲身经历了中国信托行业第五次整肃、广信破产等资本市场大事件。

　　时任央行非银司司长的夏斌曾回忆称，“那时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在处理大量要债传真，信件和接待来访人员，天天像在救火，四年里天天面对由央行拿钱还信托公司债[0.07%]务的要求”，这些经历让肖钢直观感受到金融机构失控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国库损失。

　　“年富力强，处事果断，作风朴实，熟悉宏观经济和金融业务，有改革创新意识，善于研究问题，组织和协调能力强”，是中组部对肖钢的官方评价。

　　“以肖钢的性格，他会先做些增量改革，比如推进新三板的真正落实等，而对于一些会触及证监会利益的改革，比如下放再融资审批权到交易所，则可能会暂缓推进。”一位熟识肖钢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肖钢暂时不会打破权力的平衡。
 

　　懂政治的金融家

　　“稳健”、“精于官场之道”和“善于协调各种关系”，是肖钢不同人生阶段的许多同学、同事对他的一致评价。

　　各种揣测甚嚣尘上之际，肖钢继续保持沉默。

　　这种稳健低调的风格，或源于数十年官场历练。

　　和前任郭树清不同，肖钢并不是体改委系统出身的市场派官员——中国很多具有市场理念的学者型官员，都曾在那个成立于1980年代初的改革机构中任职。

　　肖钢的工作履历集中在国家机关，前22年在人民银行总行，从普通公务员一路晋升为央行副行长，后10年在国有银行担任一把手，操盘中行股改上市。

　　肖钢出生于长沙，籍贯江西吉安。毕业于湖南湘财学院(现已划归湖南大学)，是恢复高考后湘财学院的首批金融系学生。

　　在这里，肖钢做出了两个重大选择，一是找到了人生另一半——“不仅漂亮而且有才”的同班同学吴透红；二是他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从一名酷爱诗歌、小说的文学青年，到和金融结下不解之缘。

　　湘财学院在肖钢入学后第二年成为人民银行直属高校，肖钢则以此渠道进入央行。2011年接受凤凰卫视[-3.73%]吴小莉专访时，肖钢谈到这段经历，称能进入央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经常搞些社会活动，比如说学校的校刊，就是我组织几个学生创办的，这些活动给我加分了，如果按考试成绩，我大概可能不会进北京。”

　　进入央行不久，肖钢即开始担任当时央行行长吕培俭的秘书(吕在1982年出任央行行长，至1985年)。在央行22年，肖钢经历了吕培俭、陈慕华、李贵鲜、朱镕基、戴相龙等风格各异的央行行长，均相处融洽。

　　担任央行政策研究室主任时，肖钢曾和同事共同出版《金融决策与思考》一书，书名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亲笔题写，时任(1992年)央行副行长的周正庆(证监会第三任主席)作序。

　　周在序言中写道：“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两位作者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有在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十余年的工作经历，并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责任，近几年又一直在总行决策者身边工作，亲身参与了若干重要决策，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

　　长时间身处国家机关，造就了肖钢谨言慎行的行事风格，也让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在上通下达中变得人情练达。

　　“肖钢是个极为聪明的人，会把上上下下各种关系处理得很好。”熟悉他的人说。

　　肖钢也非常善于抓住机会。据其在《百年中行新变革》一书中透露，中行能成为首批国有银行股改试点，完全因其见机行事的争取。

　　据肖钢在书中说，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早在2002年就在酝酿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建行主动递交了正式报告，要求成为试点行。当时肖钢正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并参与研究这件事，2003年调入中行工作后，肖钢便积极向有关方面汇报，要求成为股改试点行，原本只确定建行进行[*{7}*]试点的国有银行改革，最终变成中行和建行同步。

　　“稳健”、“精于官场之道”和“善于协调各种关系”，是肖钢不同人生阶段的许多同学、同事的一致评价。

　　2009年担任中行行长期间，面对中央增加信贷的要求，中行是四大行中表现最积极的一家。

　　中行的选择，被《华尔街日报》解读为“懂政治”。其报道比较了中行和工行在2009年后的贷款数据，得出中行更加积极的结论。而此后，肖钢顺利进入中央委员行列，成为四大国有银行行长中*10入选者。

　　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则认为，“2009年放贷，银行自身要盈利，也是响应国家的政策，中央把银行放贷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别人能不放贷么？”

　　在行政指令和市场计划中难于独立的国有商业银行，往往需要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指令。积极放贷的政策选择，是否给中行业绩带来实际压力，需要长线观察，但其部分影响或已显现。

　　肖钢另一个“懂政治”的体现，在于其对银行业党管干部的见解。

　　以改革运行机制为要务之一的国有银行改革，历经十年蜕变，四大国有银行均已完成股改上市，内部治理结构得到完善，但一些深水区的改革则难以推进，被诟病最多的痼疾之一即是国有银行“党委会”的存在。

　　身兼中国银行[-0.35% 资金 研报]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两个职务的国有银行负责人，一方面代表着党来监控国有银行，另外一方面又要代表股东利益作出决策，两种身份的矛盾成为商业银行决策难以去行政化的根本所在，在市场上一直争论不休。

　　面对这个争论颇多的金融改革深水区问题，肖钢曾公开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赞成国有银行党管干部制度。

　　肖钢认为，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两个职务由一个人承担，是种巧妙的制度安排，有利于董事会和党委会的沟通与衔接，在平衡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时，党委会组织动员的力量远比董事会大，因此国有控股银行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在这个“大帽子”下，肖钢又强调金融人才要坚持市场化配置，坚持效率优先，认为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

　　证监会易帅，新主席肖钢面临众多难题。
 

　　“骨子里是改革派”

　　“他认准了的事情，也会坚持。”

　　了解肖钢的一些资本市场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肖钢骨子里是偏向市场的“改革派”。中组部的官方评价则认为其“有改革创新意识”。

　　和周小川、郭树清不同，肖钢并不活跃在中国改革派学术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一些着名经济学家，都称对肖钢并不了解。其偶有发表的文章，也集中在一些机关报刊例如《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央行的机关刊物《中国金融》等。

　　《中国金融》一位编辑向南方周末记者称，这些文章有的是约稿，也有些是肖钢主动想发的文章。

　　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大部分在谈论货币、银行等金融问题。

　　虽没有直接工作经历，肖钢对资本市场也并不陌生。他的很多同学，都在中国金融界的实体机构任职，他1997年担任央行副行长期间，主管的也是非银司。

　　梳理肖钢公开发表的文章，可略为了解其经济主张。例如，他曾在《资本市场》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提倡大力发展亚洲债券市场。

　　在这篇文章中，肖钢阐述了对整个亚洲资本市场的看法。他认为，以银行体系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使风险过于集中，遭遇冲击时易引发危机，而债券市场的发展将有助于区域金融市场的稳定。他还主张“未来应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私人部门的参与程度，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从而改善投资者机构，壮大投资者基础，提升市场流动性”。

　　肖钢发表在《中国金融》1990年*9期的文章也谈到有步骤建立和开拓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建议要发展多种信用工具，允许转让和自由买卖，形成市场，并建立有关经营的中介机构和管理部门。

　　这是一篇顺应潮流的文章，此后中国资本[-0.44%]市场便经历了一系列变革，证监会也在1992年成立。

　　肖钢过往的行事风格，也时有变革之举。

　　担任央行副行长时，肖钢主管的非银司即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当时占据央行半壁江山的非银司，业务被剥离了一半，彩票划归财政部，债券剥离到当时的国家计委，典当业务剥离到原国家经贸委，社团基金划归到财政部。

　　“他认准了的事情，也会坚持。”老同学这样评价。

　　履新中国银行后推行的中行内部人事制度改革，或也是一种佐证。2003年肖钢主政中国银行，强力推行人事改革，整个中行人事系统重新洗牌，取消处长、副处长等行政职务，全部人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引起内部地震。

　　变革人事，是利益纠葛繁复的艰难之举。肖钢自言“中行还没有被确定为股份制改革试点行，就已经开始思考人事制度改革”。他在《百年中行新变革》一书中称，到中行后，发现其内部员工流动缓慢，相互看不上，过去通过各种关系进入中行的人员比较多，上一辈在中行的，下一辈还在，一人进中行，亲戚也进来，形成千丝万缕的关系，又受到刘金宝等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的刺激，肖钢决意改革。

　　这场以竞争促进活力、薪酬与绩效挂钩的市场化人事改革，在中行内部阻力和争议颇大。

　　“把职务职称都改了，没有处长了，内部很难接受，因此还是有一些非议，但我们坚持下来了。”肖钢在接受凤凰卫视[-3.73%]采访时称。

　　一位中行老员工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肖钢初到中行，很谦和，平易近人，大家对他评价很好，但后来搞的人力资源改革，很多老同事认为是败笔，减了分。“全员大调动，只不过把处长名称换成了主管，换了名称，没有换内容，调整后各个职务板块之间有交叉，都有权力，但责任落实不清，造成人浮于事。”

　　而中国银行在肖钢治下的十年改革，也颇具争议。

　　2003年到中行后，肖钢为中行争取到股改试点机会，并力主中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股改方式。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挂牌，之后又在7月5日完成A股挂牌，成为首家完成在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然而中国银行卖给战略投资者的股份价格为1.1港元左右，与最终2.95港元的招股价相差较大，由此一度陷入“贱卖门”的争议漩涡。

　　一位中行内部员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坦承：股改后，中国银行业绩掉到四大国有银行的最后一位，外汇交易、黄金交易、外汇结算等很多中行曾经的传统优势都不再明显。

　　但也有一些中行基层支行员工认为，肖钢是一位冲在一线的很给力的行长，“他是*4的推销员”。“四万亿”之后，肖钢带队去各大省分行，*9时间和当地官员联系，从而争取很多大客户贷款，在这些会谈中，他都会亲自上阵沟通，开朗随和，平易近人。
 

　　积弊之难

　　在改革和冒进之间寻找分寸感。

　　身处央行机关二十余年，肖钢对政府机构的行事逻辑了然于胸。若想在证监会任上推动改革，必将身处争议漩涡。

　　在中行已遭受诸多争议的肖钢，是否有勇气在证监会主席一职上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尚未公开表态的肖钢只在任命会议上称会继续郭树清的政策。

　　事实上，在利益极其巨大的证监会，若想改革有实质进展，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高度的智慧拿捏改革和冒进之间的分寸感。

　　“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是需要大胆探索的时代，还是小心求证的时代？”一位证券公司老总表示，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资本市场是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吐口痰都会影响市场涨跌，说话应更稳妥，否则会给改革带来无形阻力。”一位市场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曾有证监会领导上任后，对公众说社保基金应该上市，当时这位人士正好和社保基金的人在一起，对方的反应就是“这话怎么能明着说呢？本来要去入市，人家就难去了”。

　　性格偏沉稳低调的肖钢，深谙官场的运行逻辑，擅长处理各种关系，这或许会让他面临更小改革阻力。

　　除横陈面前的各种外部利益关系需要处理，证监会内部的利益也需平衡。郭树清在其短暂的任期内，干的*9件事情就是内部所有机构处长大轮职，而肖钢也必然面临如何摆平内部利益的难题——变革证监会监管职能本就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题中之义。

　　“一家公司要上市，先搞个驻京办，守在证监会旁边，这是要干什么大家都清楚。”一位市场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证监会应把再融资等审批权下放到交易所，静下心来研究监管方略，而不是陷入具体的审批事项。

　　而诸如此类的改革，将彻底触碰证监会的自身利益。在中国银行[-0.35% 资金 研报]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即已面临巨大争议和阻力的肖钢，是否有勇气再掀证监会改革风暴？

　　事实上，无论谁主政证监会，改革都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不是由证监会主席决定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基金公司高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即便被评价为改革派的郭树清，所做的一系列加大资本市场开放力度的改革，也都是顺应了新政府深化金融改革的思路，“这也是为什么郭会一改在建行谨慎的作风，在证监会主席任期内大刀阔斧推出新政的原因”。

　　而相比起那些触动根本利益的改革来，整治内部交易、增加市场透明度，则是没有争议又广受投资者欢迎的改革举措。“就我的观察，股市里那些作假的、掏空上市公司的、坑害股民的上市公司，要远远多于那些在那排队等着上市的公司的个数。”前述市场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无论谁当证监会主席，对这些都不能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