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大公司的知名CEO都是外国人，如雷诺日产集团（Nissan and Renault）的卡洛斯?戈恩、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的穆泰康、百事可乐公司（PepsiCo）的卢英德和索尼公司（Sony）的霍华德?斯金格。

　　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虽然受到2008-09年的全球经济低迷影响，但此后势头又不断增强。为运营规模庞大的全球业务，企业高管变身空中飞人频繁往来世界各地已经不足为奇。

　　于是，全球CEO（通常被理解为来自公司总部所在国以外国家或有相当一部分职业生涯在海外度过的CEO）的概念便有理可循了。如今的企业需要管理人员具有高水平的海外专长，而过去并不需要这些。

　　但是如果你认真研究2012年全球2500家*5的上市公司CEO的背景，对“全球CEO”的传统概念会变得难以捉摸。在2012年新上任的300名CEO中，来自公司总部所在国以外国度的只占19%。我们研究发现，即使在全球前250家*5的上市公司（这些应该算是最能称得上全球化的公司），新上任CEO也只有25%来自海外。

　　去年新上任外籍CEO的比例与过去四年的平均数十分相似，这表明，总体来说，全球CEO所占比例并未上升。另外，新上任的本土CEO也并不一定拥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去年，拥有海外工作经验的新上任CEO只占45%，而在我们调查的全球前250家*5的上市公司中，拥有海外工作经验的新任CEO也仅占52%。
 

　　相比欧洲，聘请外籍CEO的美国公司比例要少得多。譬如，在过去4年中，只有14%的美国公司聘请外籍CEO，而在西欧，这个比例高达30%。当然，不得不承认，欧洲公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欧洲其他国家聘请的外籍CEO。在日本，只有1%的新任CEO来自国外。
 

　　在不同行业，外籍CEO占比也存在差异。在过去4年中，电信和必需消费品上市公司聘请的CEO中有25%以上来自海外，相比之下，公用事业和IT行业的外籍CEO比例分别为12%和9%。大多数公用事业公司都具有区域性特征，所以外籍CEO占比不高是可以理解的，而IT行业从业人员比较年轻，相对来说，他们获得海外工作经历的机会不多。
 

　　由此可见，大部分CEO都是其公司所在国的本土人士，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长时间的海外工作经历。在人们大谈全球化和全球CEO的今天，这可能显得令人意外。不过，我认为这也不算意外，原因如下：
 

　　首先，大部分大公司的董事会算不上特别全球化，尽管可能会有几个象征性的外籍董事。如果这种现状发展到极致，就会导致“熟人腐败”现象，也就是说，董事们会让与他们气味相投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如今，公司的董事会远没有它们的业务国际化，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的CEO没那么全球化。
 

　　其次，培养一名CEO所需要的时间也是全球CEO比例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2012年新任CEO的年龄中值为53岁，这些CEO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而那个时候的企业全球化进程远落后于今天。那时，许多公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要像今天一样，让富有潜力的年轻管理人员获得足够广泛的海外工作经历。
 

　　将来的CEO可能会获得足够丰富的海外经历，但那重要吗？如今，一种共同的商业语言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大公司的经营管理变得极度复杂——市场份额、客户细分、新品研发、投资回报、风险管理——来自不同国家的经营管理人员都能理解这些问题。企业高管可能再也无需通过去世界各地长期工作来学习这种商业语言，但仍旧能成为跨国公司的成功CEO。
 

　　海外生活经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帮助CEO深入了解某个特定国家的市场——这是我的个人经验总结。我曾远离美国生活了13年，在海外工作、养家。当我成为一家公司的CEO后，这段经历被证明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不过，如今的CEO日常工作就包括很大一部分的跨国出差，因此海外经历的价值也不像过去那样异常宝贵了。
 

　　也许在将来，一个人能不能被称为“全球CEO”与他的出生地或海外经历时间长短并无任何关系。重要的是，不管在哪生活，你得理解全球化的经营管理方式。
 

　　Ken Favaro是博斯公司（Booz & Company）的资深合伙人，也是该公司年度CEO研究报告的撰稿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