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滕泰受邀参加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形势座谈会，新供给主义逐渐从学术界走入了大众视野。

　　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改革的内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因为不同的时代面临的矛盾不同，改革的重点也应该不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改革从以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时代转向了以供给侧改革为重点的时代。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改革具体而言，一方面将发展方向锁定为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要求改革现在的一些抑制供给的体制或政策，比如缩紧的货币政策和繁琐的审批制度等。

　　其实在供给侧改革提出之前，中国经济学术界也基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单纯依靠原有的体制性改革实际上已很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空间已经变得极其有限，中国改革必须开辟新的篇章，从这一角度看，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适逢其时。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中国将“供给侧改革”上升为国策也与中国供给学派学者长期不懈的推动有直接关系，比如滕泰*8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拉开了中国学术界新供给主义研究的序幕，接着贾康、姚余栋等学者也围绕新供给进行了大量的政策研究，并多次召开研讨会进行相关研究的推广。

　　在学术界，供给主义学派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在凯恩斯主义之前，萨伊定律一直统治着经济学界；第二个发展高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滞涨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供给学派，他们的核心主张是通过减税与工业改造等提高供给，其中减税最引人注目，但是减税虽然短期造成了一些增长，但是从长期看却遗留了大量的经济问题，比如本次世界性债务危机，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看法就是由于里根-撒切尔开启的世界性减税风潮。

　　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各派经济学研究也在中国纷纷登场，中国*8实行的“四万亿投资”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后来的货币紧缩又是采纳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在这期间供给主义学者一直也在酝酿，他们反对用财政和货币的角度调控经济，他们提出的观点是供给侧改革，也就是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争锋之后，新供给主义渐渐登场。

　　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标志着“供给侧改革”*9次真正的进入中国政策语言，但尽管如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却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比如放松计划生育就是典型的一个供给侧改革措施，简政放权也是典型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工信部一直力推的工业改造，智能制造也是典型供给侧政策。

　　当然，供给与需求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多扩大需求措施本身也是通过增加供给的措施来实现的，而所谓提高“高端供给”自身也会创新新的需求，另外我们也没有必要将政府供给与企业供给割裂开来，总体来说，“供给侧改革”新思维的出现，这不仅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更是说明经济发展思路的调整，这是具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本文来源：新京报；作者：高连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