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也可以逐步确立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日前在参加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时指出。

管涛在讲话中对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当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践，指出了未来改革的方向。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2014年3月17日扩大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区间。2015年8月11日优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汇改以来到9月30日人民币中间价和交易价分别下跌了3.9%和2.3%

管涛认为，新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下跌是市场化的自然结果。新汇改确定的“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目标已初步实现。

“此次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基本确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基本完善。”管涛指出。

在管涛看来，未来的汇率机制改革的具体办法是扩大或取消浮动区间；中间价变成参考价。更为关键的是：市场汇率是可变的；汇率水平是可信的；汇率变化是透明的；外汇干预是例外的。

管涛认为，中国未来人民币改革的方向，可以借鉴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

在论坛上，他介绍了“强势美元”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它的内涵。

时间倒回至1985~1995年，美元刚刚经历了一轮贬值周期。“疲软的美元确能对促进出口、抑制进口起到一定作用，但综合来看对美国经济的作用却值得商榷。”管涛表示。

1995年时任美国财长的鲁宾提出“强势美元政策”的概念。1995年，克林顿政府对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思与评估。其间，鲁宾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提出“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

此后的十余年中，强势美元有过多次的实践。

管涛认为，强势美元不代表美元只能涨不能跌，美国政府并未刻意采取任何工具和手段去支持某个汇率水平。“鲁宾在1995年提出，强势美元政策与汇率每日波动状况没有多大关系，其核心的隐含观点是政府不应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此后他所有的继任者都坚持推行这一政策。”管涛指出。

2008年5月初，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G7华盛顿会议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汇率应由竞争性市场环境中的经济基本面决定。

“强势美元政策是以经济基本面为支持的，强调对内平衡优先：经济稳、货币稳；美国好、世界好；QE（量化宽松）≠竞争性贬值。”管涛认为。

结合上述经验，管涛进一步对未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提出了建议。管涛认为，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也可以逐步确立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

在管涛看来，强势人民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首先，反映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状况；其次，提振对中国经济货币的信心；第三，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管涛指出，中国在1994年初就确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框架。汇率政策选择成为汇率安排的重要内容。

他强调，制度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而政策则是短期的、灵活的。第二，通胀目标制下，仍有中性的、宽松的、紧缩的货币政策。此外，要避免短期政策长期化、机制化。

在他看来，1994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已逐步确立了新兴世界强势货币的地位。具体表现在：1994年初～2014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升值42.2%；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累计升值65.3%和92.7%，排BIS（国际清算银行）61个监测货币中的第3位和第6位。

因此，借鉴美国经验，中国可以逐步确立实施强势人民币政策。

“尽管近期面临一定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但强势人民币符合中长期中国经济基本面状况。”管涛指出，首先，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其次，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红利；第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增加境外本币需求。

不过，管涛也强调，强势人民币并非主观追求人民币升值，而是在坚持“对内平衡优先”的原则下，灵活的汇率政策。

*9，做对利率比稳定汇率更加重要。利率改革比汇率改革更紧迫，汇率政策要给利率政策让路。

第二，汇率水平变化是结果而非目标。汇率短期波动是反映当时的经济基本面；汇率水平变化是其他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

第三，汇率政策是对外筹码而非负担。支持纳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但非单方国际义务；支持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和区域货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