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以来的近几年时间里，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出台了多个重要文件，均提到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治建设。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治建设呈现“春潮涌动”之势。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税收现代化的关键之年。那么，新的一年财税法学领域将有哪些看点?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十年，我国财税法学领域将如何进一步发展?

2016年我国财税法领域将会有哪些重要的改革举措?

刘剑文：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全面完成“营改增”，即完成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生活性服务业的“营改增”;第二个是消费税的扩围，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第三个是地方税的改革，比如房地产税等。另外，还有征管制度的改革，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发布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下一步是《税收征管法》的立法。

据相关媒体报道，作为财税体制改革中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消费税未来或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其中，划归中央收入的税目仍然由国税部门征收，而划归地方收入的税目则改由地税部门征收。对此，您有何看法?有业内人士认为，消费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会面临许多操作层面的难题,您认为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难题?

刘剑文：现在的消费税属于中央税，随着“营改增”的逐步完成，消费税中的一些税目将会划给地方，解决“营改增”后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5的难题是税目的划分。哪些税目划归地方，哪些税目划归中央，还需要进一步论证。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娱乐业的税制改革，像高尔夫、游艇、高档会所等超出大众消费能力的项目，以前都是征营业税，以后可以改为征消费税。还有要考虑的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生活性服务业中所包含的娱乐业将来怎么处理。娱乐业不能一刀切，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将有的纳入增值税，有的纳入消费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会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立法法》草案，明确了“税收法定原则”。您认为应如何理解“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需要考虑或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刘剑文：“税收法定原则”的本意是对人民征税要经过人民同意。人民同意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公投，但目前我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另一条途径是通过代理机关或议会。我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订规则实现。把税收法定的本原搞清楚了，就能解决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包括税制改革的问题。税收法定，通俗地讲，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即没有议会是不能制订法律的，没有法律是不能征税的。

习近平主席说“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绝不能空谈，观念和理念的转变很重要。在落实税收法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有一种认识认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所有的法律都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还有人认为要授予地方政府立法权。这些都是对税收法定原则本意的误解。

税收法定原则写入了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有人置疑立法权授予回归人大后，人大有没有能力履行职责?我对这种观点不能苟同。立法权是人大的专有权利，自然应由其行使。至于能力建设可以有很多途径，一种可以由人大牵头、政府参与，另一种由政府起草方案，但必须要报人大审议批准。这个根本原则和立场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说得很清楚，要发挥人大主导立法的作用。人大是我国*6的权力机关。从横向层面来说，可以授权国务院制订一些行政法规，但是授权要有条件、有期限、有监督。按照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像房地产税等一类立法项目都应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即2018年3月前，制定出台或提交人大审议。从现实情况看，任务很重。目前的法律里大部分属于地方税，但地方是没有税种立法权的。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在税种、税率、计税依据等方面授予地方立法权。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解决了横向授权，并没有解决纵向授权。地方人大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国人大是上下级的关系。若要解决地方的公众服务，应该由地方人大行使这样的权力。因此，我们建议，这个立法应该授予给地方人大。授予形式可以由地方人大牵头，也可以由地方政府提出解决方案，报地方人大审批。

对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既要谨慎又要大胆。还有一点，越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越要讲法治。

2015年12月初，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第23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上，您提出了“中国现代财税法2025”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什么样的想法?您能否描绘一下您所憧憬的“2025”蓝图?

刘剑文：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从成立至今已走过了风雨11年。11年中，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及财税法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不规范到规范，现已成为中国法学大家庭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会。这11年间，财税法研究的规范程度得到大力提升，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不仅增强了学科回应社会诉求的能力，更充分发挥了发掘新秀、奖掖后学的功能，为研究会培养了后备人才。这11年间，研究会在推动财税法治建设方面建树颇多。无论是《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标准的听证，还是《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制定;无论是成品油消费税改革，还是“营改增”的持续扩围;无论是《预算法》修改，还是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无论是环境保护费改税，还是房地产税改革和立法的推进，财税法学人都在其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以10年为期，过去11年若可以被视作中国现代财税法的“初级版”，那么,从崭新的2016年开始，就要锻造中国现代财税法的“升级版”。我将这个“升级版”命名为“中国现代财税法的2025”。“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美好的“2025”，为了充满希望的“2025”，未来10年，身处转折点的财税法人，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身体力行的主力军。

展望“中国财税法2025”，我认为，首先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为改革和法治提供坚实支撑。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许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都与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有关。没有基础理论，就没有财税法学科的未来，就难以实现财税法学者对国家改革与法治的贡献。第二，深化财税制度研究，为创新财税法律制度、落实财税法定原则献计献策。第三，推动财税法教育的发展。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的意见》也专门提到要加强税法教育，可见，我们恰逢其时。第四，支持和推动各省建立省级财税法学研究会，为各地学者提供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第五，办好“中国财税法治30人论坛”，充分发挥高端智库的作用，打造多元化的学术平台。第六，不断丰富和完善年会和论坛的形式。在研究会的发展方面，适当增加实务部门的参与者，使财税法理论与实务的联系更加紧密。第七，加强组织建设，严明组织纪律。不管是针对高校还是实务部门，发展理事和常务理事必须遵守研究会《章程》。第八，加强研究会的财务制度建设。第九，深化国际交流和海峡两岸的财税法学交流。

注意到，您在多次会议中都提到了要财税法教育的问题。如何加强和推动财税法教育?

刘剑文：2015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其中第31项任务要求，“将税法作为国家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把税法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的税法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税法意识。”实际上，早在2004年4月曾在北大召开了*9次全国性财税法教学会议，2004年12月在广州成立过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

今后，我们将加大财税法教育的力度和规模，提升财税法教育品质，加强财税法学科建设。未来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是将财税法纳入到大学的课程中，不仅如此，而且要作为一门必修课。税法不能作为必修课，就会影响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执行问题。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财税法的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另外，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在纳入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不仅要谈“税“，还应该谈“财”，因为“税”只讲收入，但也要讲支出，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税法的宣传，要把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结合在一起，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提升到财税法的教育层面，而不仅仅是税法的教育。

本文来源：财会信报；作者：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