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并可能重陷危机，这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领域最为重大而突出的问题，也成为我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李克强总理在不久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断强调这一点，就是一个证明。的确，如果把2007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视作美国次贷危机的开始，此波由美国次贷危机肇始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萧条已持续了近十年。虽然其间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世界经济乏善可陈，缺少亮色，难说全面复苏，更不用说进入繁荣轨道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就其绝对程度而言虽还比不上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无论如何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来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次危机会如此旷日持久？为什么各国政府各种经济政策运用日益纯熟，又是财政手段又是货币工具，再加上国家间政策协调日益紧密，而就是不能挽世界经济于危机之中呢？

在笔者看来，这要从全球经济结构的视角来加以分析。

此次经济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危机，而是世界经济结构的整体危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结构已经支离破碎，不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能够带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新结构、新机制尚未形成。由于世界经济缺乏稳定增长的整体结构，各经济体只好各自为战、勉力维持，或者拉帮结伙，建立一些小集团、小圈子。因此，世界经济要想彻底走出金融危机阴影，重新回到强劲增长的轨道，必须重建新的世界经济结构。

我们先看看原有世界经济结构是如何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处于中心的美欧发达国家依靠技术、资金、制度、规则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将全球主要经济体连结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按经济发达程度和产业价值链地位划分等级的国际产业分工结构和整体经济循环。在这一循环中，不同环节具有不同地位和增值能力。发达国家主要从事设计、研发、销售、管理、服务等高价值环节，并通过国际投资、产业转移等将低增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则依靠从发达国家转移来的技术和资金从事低端加工制造与出口，为全球生产产品，以此带动本身就业和经济增长。

从事这种加工制造的，先是日本、德国，后是“亚洲四小龙”和一些拉美国家，再后来就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分工与交易，包括直接投资、出口、间接资本流动、国际技术转移等活动，就是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带来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以及中国的崛起。然而，这一结构固有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全球经济失衡）不断累积，造成美国的高负债和流动性泛滥、欧洲国家产业空心化和政府债务，最终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现在，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具体问题或者得到了基本解决（如美国的私人部门高负债），或者得到了控制（欧元区的公共债务），整体全球经济失衡也得到了缓解，世界经济于是基本稳定了下来。但是，由于美欧国家依靠杠杆大规模进口逐渐减弱，外围国家依靠向美欧出口以带动增长的机制便不复存在。加之发达国家的产业回流和再工业化导致资金流出新兴经济体，更完全打破了原有世界经济运行的结构和机制，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结构和新机制又远未形成，世界经济陷入慢性危机、长期萧条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世界经济如何才能强劲复苏、进入新的增长轨道呢？

仅就全球经济结构视角而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够替代或补充原有“单中心结构”的新结构。

这个新结构要能充分发挥大多数国家的积极性和潜在优势，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潜在优势；要能促进世界经济治理更加均衡、公平和民主化，建立符合大多数国家需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规则；要能更好促进创新和新知识、新技术的推广与普及，以此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欲达成这些目标，必须根本改革既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等等。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利益诉求不一致，国际经济领域矛盾和分歧广泛存在，要在全球达成普遍共识，建立一个平等互利、促进共同发展的新结构，其路途漫漫。

不过，即便如此，在世界经济结构改革与重建上，也不是完全无可作为。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和其他研究者所提出的“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就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结构的重要一步。

通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沿线国家及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紧密连接为一体，形成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参与者、内部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经济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将推行公平、民主、开放、共赢、差别对待、互相尊重等原则。由此，一方面将大大促进我国的产业转移和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带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以中国的转型升级和亚非拉国家在工业化上的进步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不竭动力，世界经济的结构重建也便在其中了。

本文来源：*9财经日报；作者：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