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会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战略的思维，将现代财政制度的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其表述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指明了战略方向。

 

　　在王雍君看来，基于《决定》的有关论述，当前的财税体制改革是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及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三大总体目标，这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根本标志。与以往人们多从管理视角理解财税改革不同，《决定》明显采纳了治理视角的财税改革取向。

 

　　“‘治理’与‘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差之甚大。”王雍君说，管理强调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要求政府拿钱和花钱的结果，应满足经济性、效率和有效性三个基本要求。与管理视角相比，治理视角的财税改革，起点更高，要求更严，也更具挑战性。古人讲，“授人以鱼，渡一日；授人以渔，渡终生。”如果说管理视角着眼于“鱼”，治理视角则着眼于“渔”，即捕鱼的方法——这就是治理高于管理之所在。

 

　　王雍君认为，治理视角的财税改革，致力于将六项基本的善治原则融入现代财政制度中。首要的是法定财政授权，要求政府拿钱和花钱必须获得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的明确授权。二是受托责任，意指政府应向人民担负起财政合规性和绩效的双重责任。三是财政透明度，旨在约束政府向公众免费披露相关、完整和可靠的财政信息。四是接下来是预见性，强调政府的财政活动必须遵循清晰、明确、被统一实施和解释的法律。五是公民参与，关注在财政过程中保障公民话语权表达渠道的畅通和政府的适当回应。六是财政竞争，包括预算资源竞争、政府间服务竞争和税收竞争，目的在于将稀缺的公共资源引向*2社会回报的领域和用途。

 

　　“善治原则对现代财政制度的六个模块建设意义深远。”王雍君表示，就税收制度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税、落实税收的法定原则，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方为改革的*9要务，就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而言，在全面清理和评估的基础上逐步取消不合理的专款，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稳定增长机制，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实现转移支付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应为当务之急，就预算制度改革而言，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机制，建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现代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应为重中之重，就公共财务管理制度而言，建立基于支出周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预算会计，全力推进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改革，以及防控和化解日益累积的政府债务风险，可谓迫在眉睫，就财政绩效管理制度而言，扩大政府服务的社会购买和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应作为主攻方向，就财税法制而言，实现税收制度的全面法制化、修订《预算法》、研究制定《国库管理法》、《政府债务管理法》等等，宜尽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