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贸易与投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新的情况，就是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构，这表现在21世纪一系列的新议题当中。
 
　　如果不改革、不进取，中国就可能一方面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既然很多问题绕不过去，我们的战略选择就是必须依靠开放来倒逼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参与，参与的前提是适应，适应的前提是改革。因此，在上海建立一个特殊监管的区域，希望这个特殊监管的区域成为我们国家用开放来倒逼改革的压力测试平台。
 
　　全球经济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全球规则的变化当中。
 
　　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在重构
 
　　*9个变化，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全球产业链变化的趋势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生产布局从原来的‘离岸’布局转向‘近岸’布局”。也就是说，原来的布局是把生产大规模地移向新兴市场国家，而现在反过来，市场重心移向新兴市场国家，同时生产、研发、销售等全部移到“近岸”来进行布局。这一现象在上海也较早已发生。
 
　　举例来说，上海美国商会在其2013年商业报告中提到两条，*9条，2013年“立足中国、服务中国”的趋势仍然在继续，59％的受访企业表示仍在中国进行主要的生产或主要在中国采购商品和服务。只有23％的受访企业表示，主要的市场在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市场，但是2011年该比重为31%。这说明，在近两年时间里该比例迅速下降，这会对我国战略发展、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心正在向智能制造与数字化服务融合的创新平台转移。智能制造与数字化服务融合，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化，几乎所有产业都被卷入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在内的平台上去。因此，数字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不但在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比重占比越来越高，而且逐步占领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第三个变化，服务于货物融合的贸易逐步成为贸易的主体。在这儿我引用全球价值贸易数据库的研究成果，这里面反映出绝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正日益朝着提供服务输入的方向发展。全球价值链中包含了大量的服务贸易，在全球出口的输入增值中，服务贸易部门贡献占比46%。
 
　　全球的贸易与投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新的情况，就是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构，这表现在21世纪一系列的新议题当中。
 
　　新议题的内容包括以下特点：促进全球数字市场的开放，解决本土化壁垒，管理国有企业和国家扶持的企业，环境与劳工的贸易和投资标准，反腐败和透明度，以及广泛的市场准入承诺。
 
　　其次，规则谈判平台的转移。原来是以多边谈判为主，而现在，双边和区域FTA谈判，或WTO框架外的多边谈判，都成为谈判的主要平台。至于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目前仍看不清楚。
 
　　第三，采用更加实用主义的谈判模式。普遍采用“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负面清单”谈判模式，主要体现为各种“伙伴关系”。这种谈判越来越多地采取“负面清单”模式，比如，先确定几项大家形成共识的核心义务，然后把与这些核心义务不符的法律法规剔除掉。
 
　　中国面临挑战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面临什么挑战呢？
 
　　世界变化论与中国。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究竟是怎样的地位？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对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感到困惑。大家讨论国际收支、汇率问题，其实从更大范围来看，为什么我们觉得对这些问题的发展缺乏可预见性，这表现了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我们真的能承担这么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吗？
 
　　现实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但同时又在日益逼近“中等收入陷阱”门口的发展中大国。如果不改革、不进取，中国就可能一方面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既然很多问题绕不过去，我们的战略选择就是必须依靠开放来倒逼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参与，参与的前提是适应，适应的前提是改革。
 
　　因此，在上海建立一个特殊监管的区域，希望这个特殊监管的区域成为我们国家用开放来倒逼改革的压力测试平台。
 
　　它有三个功能：*9，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测试平台。政府管理经济甚至整个社会的方式需要适应国际潮流，发生改变，就是以事前审批为主，转为以事后监管为主，在上海自贸区内先行先试；第二，对外商投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第三，推动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再加上资本项目的自由化的逐步放开，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形成国际化和法制化的运营环境。
 
　　我们现在处于国际、国内经济非常复杂的时代，选择上海这么一个经济发展成熟、经济规模大、门类全、开放度高的地区作为压力测试的平台，最后的目的是将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上海自贸区运行7个月以来，关于上海究竟能不能成为一个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压力测试平台，正在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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