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倡导，金融研究需要在特色、气魄、创新上下功夫；他主张，要把科研成果化为智力，丰富教学内容，科研为教学服务。

 

　　曾康霖是四川人，生于此，长于此，工作于此。他1960年从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已经在大学讲坛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基于曾康霖在金融学科建设中的贡献，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通过同行专家的广泛评审，授予其2013年度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曾康霖执着于金融学科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金融学科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遵循学科发展的逻辑，着力于金融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

 

　　曾康霖从1987年就开始组织并动手撰写“金融理论系列专着”。从1987年到1997年十一年间已出版系列专着８部，即《货币论》、《货币流通论》、《资金论》、《信用论》、《利息论》、《银行论》、《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论》、《投资基金论》，其中前五部获得省部级奖。

 

　　2004年，《曾康霖着作集》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套着作记录了曾康霖几十年来的学术思考及学术生涯。该着作集共12本，九本专着和三本论文集，是曾康霖对经济改革热切关怀的集粹。这１２本专着的排序是：金融理论问题探索、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货币论、货币流通论、资金论、信用论、银行论、利息论等。作者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展开系统研究。这些着作也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层次和思维逻辑。

 

　　注重密切联系实际，着力前沿和热点问题的研究

 

　　曾康霖对学科前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科前沿应该代表这个学科发展的方向，体现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它必须是当代社会经济中存在的、要急于作出回答的热点问题，而且还应该就这些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先知先觉的理论，因此，这些问题和理论应该具有前瞻性。

 

　　早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曾康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现行财政银行体制需要改革”。文章指出把银行称为“三大中心”，不能确切地说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能深入揭示银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文章强调银行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部门，要发挥出银行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和业界的高度关注并引起了争论。实践证明，曾康霖的见解是正确的，我国财政银行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取得了成效。

 

　　曾康霖不仅密切联系实际关注前沿和热点问题的研究，还深入探索金融学与经济学的基本关系。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确立金融学科自身定位的基本依据，如《略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几次革命》、《漫谈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超前性，也是金融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

 

　　展望发展趋势，着力交叉学科的研究

 

　　曾康霖洞悉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提出经济学研究早已经突破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而广泛地涉猎于其他领域的论断。他将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其演进的进程分为四个方面，即研究资源配置、研究交换关系、研究人的行为和研究制度环境等。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并不只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双向关系”，而且有“辐射、折射”等多层次关系，金融对经济既能发生正面效应，也能发生负面效应。在金融学与经济学关系上，他在一篇论文中将两者关系总结为四种组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金融学是经济学的分支；金融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呈现并驾齐驱的趋势；金融学与经济学混为一体；金融学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相互交叉。他敏锐地提出，不仅存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而且不可忽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他强调当代金融运行有了新的特征和趋势，金融正在主导着社会经济运行和人类经济行为，金融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增强，这些深刻变化有可能使金融学与经济学产生分离且呈并驾齐驱之势。

 

　　如果说金融学与经济学有分离的趋势，那么两者的研究对象必然会有所区别。曾康霖认为，金融学研究的不是物质资源的配置，而是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资源配置会形成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一种权利总是存在于债权债务关系之中；金融资产作为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这种交换不仅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而且还有特殊的规律、交换方式和操作规则。因此，可以说，金融学是研究金融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科学，其着力点在于由此发生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债权债务关系，由此金融学可以被认为是研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信用关系体系以及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信用关系。

 

　　曾康霖研究兴趣广泛，除了基础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研究外，还致力于跨学科研究。他指出：在当代，金融学科建设要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如与数理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与消费经济学的交叉融合等。

 

　　他认为，金融与数理经济学的交叉融合，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是1952年马柯维茨发表的《证券投资组合》一文，这篇论文被视为现代金融的开端。但他强调，数理分析不仅需要数据，而且需要假定。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就是建立在若干假定的基础上，例如预期财富*5化假定、均值方差假定、同质预期假定、价格接受者假定、零交易成本假定等。他的这些基本假定集中表明一个问题，即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借助于数理分析进行决策，求得效用*5化。这些基本假定还告诉人们：如果假定的条件不具备、不充分或假定的条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则通过数理分析分散风险求得效用*5化是不可能的。所以，建立模型进行决策是把复杂的经济过程理想化、简单化，缺乏有效性和适应性。但不可否认，马柯维茨把量化研究引入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研究领域，对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他的“投资组合”理论和后来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威廉·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他们的理论成为西方金融学领域中的主流。

 

　　在关注金融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中，曾康霖在学习西方行为金融学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的实际，解读了投资者的心理状况。2003年，在《解读行为金融学》一文中，他指出“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主要原因是掌握和理解信息的差别性。但非理性投资者能继续存在，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非理性投资者能获得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收益。”

 

　　曾康霖特别重视金融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他曾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就是以货币为载体的社会契约关系。他关注到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重视法与金融活动的研究。不仅如此，曾康霖教授还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连续发表了有关金融与法学的文章。2006年他研究了《道德风险与金融职务犯罪的关系》，提出了要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去把握道德风险的真正含义；不能把违背职业道德、金融职务犯罪说成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防范，重要的是信息公开、公正、透明。2007年，他发表了《论投资者法律保护与金融发展》一文，指出“法律质量和执法效率决定了一国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影响到一国金融体系融资模式选择和所有权结构；而融资模式选择和所有权结构决定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治理水平影响到公司价值和绩效；公司价值和绩效决定金融业的增长和发展”。这样的逻辑推断，揭示了法律保护与金融发展的必然联系。2008年，发表《法与金融风险》一文，除了指出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视角去防范金融风险外，还讨论了“企业破产法与金融风险”、“法律诉讼与金融风险”、“法治观念与金融风险”、“行长任期与金融风险”。他提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确立和认同，因而可以说金融是以货币为载体的社会契约关系体系。”

 

　　关于金融与消费经济学的交叉融合问题，曾康霖率先提出了“消费金融”这一概念，并发表长篇论文。在论文中，他指出：金融消费这个概念怎么规范，需要研究，可以有广义的金融消费，也可以有狭义的金融消费，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应当与金融投资区分开来。他的概括是：金融消费是社会成员实现金融需求，购买金融公共产品和享有或占有金融服务的一种行为。他指出，考察金融与消费经济学交叉融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保护金融消费的权利；金融机构如何提供金融产品，引导、协助社会成员的金融消费；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消费质量等。在这些方面，不能不借助于消费经济学的理论和技术。当然，除了借助于消费经济学的理论和技术外，还要借助于其他经济学，比如如何收费就必须参照商品交易学和财务管理学等。

 

　　注重思维逻辑，着力于研究范式的探索

 

　　在金融研究领域中运用数理经济学，离不开建立数学模型，国内曾有人认为数学模型只是一种方法，没有思想，不可取，毫无价值。但曾康霖教授却认为：数学模型也是一种思想逻辑的表达方式，也就是以数学语言把自己研究的逻辑表达出来，在数学模型中反映各种变量的传导关系，不能说它只有方法而没有思想。但数学模型不完全能求出值，因而它又不能等同于计量，数学推导是计算研究的基础。在金融实践中，计量研究是必要的，其刻画和描述金融活动的发展规律和程度，进而可对现实模拟和预测，较之定性分析和文字叙述方法更具有说服力，并更加形象和生动。他强调：我们并不反对运用数学工具来研究实践问题，相反提倡积极利用具有严密性和科学性的数学思维，并加强数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的训练，研究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型和理论，要批判的是对待外国经典着作和先进模型“照搬、照抄、照转”的拿来主义和“短平快”的功利主义行为。理论研究离不开脚踏实地、离不开长期修养，不能一边倒、一阵风，需要保持理性和独立。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曾康霖在学科建设中反对“拿来主义”和“崇洋媚外”。他经常给学生讲，不能认为从西方引进的、“洋人”讲的才是理论，中国人有聪明才智，理论来自实际，对实际做出大部分人都认同的概括，实际便升华到理论。当然，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特别是他们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学科建设也不能排外。他还认为，金融学科建设要站在理论前沿，但还要结合实际，要一步一步地去消化和接受。站在前沿不能一知半解，更不能把它弄成“玄学”，使人如入云里雾里。学问是人做出来的，做出来的学问是丰富人的思想和指导人的行动的。为此，需要考虑师资队伍的适应程度、学生的接受程度以及实际部门的运用程度等问题。

 

　　理顺学科建设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强调科研为教学服务

 

　　早在1981年，曾康霖就在《金融研究》上发表长篇文章，提出“金融理论教学的内容需要更新和丰富”，“要突破苏联教材的束缚”，“要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要排除‘左’的思想和错误的干扰”。此外，曾康霖教授还分析了教材建设与学科体系建设、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应当说学科体系与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有联系，但不能等同，不要局限于学科体系去培养人才。换句话说，培养人才要跳出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思维模式。人才要在实践中培养，不是课堂上能培养出来的，如形象的树立、谈判技巧、适应能力等。他指出：应当提培养复合型人才，这集中体现在能力方面。在能力方面，有总的需求，如应变能力、交往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但也要分层次。具体地说：在教学上，本科生要选好教材，培养他们进行课堂学习，系统地吸收消化前人知识的能力；硕士生要在本科生的基础上培养他们明辨是非，有自己见解，有承担研究问题的能力；博士生要在硕士生的基础上，具有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金融教学角度说，曾康霖教授主张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我国现有状况出发，必须把货币金融学与金融管理学区分开来。他认为前者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后者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围。把金融学纳入管理学科符合金融业发展的趋向，也是社会对金融企业作用的认同，也就是增加微观主体自我运作、自担风险的理念和知识的教育。

 

　　曾康霖教授一直主张，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智力，丰富教学内容，科研为教学服务。

 

　　曾康霖倡导金融研究需要在特色、气魄、创新上下功夫。

 

　　所谓特色，就是立足国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形成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我国通常被概括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除了这两点，还应该看到，我国是大国，大国不仅意味着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而且意味着适应性、包容性强，差异性大。从我国实际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不仅要研究物质资源的开发和配置，而且要研究人力资源的培育和配置；不仅要研究宏观和微观经济问题，而且要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在金融领域，要研究大国金融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要研究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话语权。

 

　　所谓气魄，就是自信自强，坚持发扬优良传统，努力体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史上，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国经济曾经长期处在世界前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创造新的辉煌，实现伟大复兴。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反映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就是要既注重博采众长，又坚持以我为主。学习、引进、借鉴国外的经济思想是必要的，但目的是为我所用，不能抱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理，更不能生搬硬套。

 

　　所谓创新，就是与时俱进，坚持站在学科前沿，努力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经济学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比如，怎样使国民收入分配向老百姓倾斜，怎样提高内需型消费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怎样充当大国的角色，投资与消费怎样制衡？再如，怎样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们不仅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这些问题，也要从金融学的视角去研究这些问题，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能固守原来的套路，必须大胆创新。创新不仅要体现在理念上，而且要体现在方法上。所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打破陈规，勇于突破前人。

 

　　曾康霖，四川泸县人，出生于1938年11月8日。解放后从事过几年税务工作。1956年考入四川财经学院财政与信贷专业深造，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金融系主任，现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金融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金融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期从事金融教学研究工作。出版的专着有：《金融理论问题探索》（1984年出版，获四川省政府优秀着作奖）、《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1985年出版，获四川省政府优秀着作奖）、《货币流通论》（1987年出版，获人民银行总行优秀着作奖）、《资金论》（1990年出版，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着作奖）、《利息论》（1991年出版，获国家教委优秀着作奖）、《信用论》（1993年出版，1998年获国家级优秀着作奖）、《金融实际问题探索》（1994出版）、《银行论》（1997年出版）、《金融理论与实际问题探索》（1997年出版）、《经济金融分析导论》（20000年出版）、《金融经济学》（2002年出版）、《虚拟经济：经济活动新领域》（2003年出版）。此外，主编全国高校金融类本科教材《货币银行学》、《银行经营管理学》（获全国高校金融类优秀教材奖），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为我国金融教育，金融学科建设及推动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