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已到了一个转折关口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农资、土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成本会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规律已为人地矛盾相对紧张的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历程所验证。
 
　　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部门剩余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特征。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将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最终到形成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时为止。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成本将不可避免地逐步提高。
 
　　农业高成本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这意味着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由此导致的“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问题会逐步显现并将日益突出，农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口；其次，这也预示着，农业高成本若与资源制约增加、生态环境约束趋紧的影响相互叠加，有可能使农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最终会影响整个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因此，目前农业发展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紧迫。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主要成果。30多年的实践证明，以“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体系，对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加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土地细碎化、农户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农业副业化、生产非粮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前提下，如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的突破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
 
　　应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面对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应当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补贴力度，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其核心目标在于，必须保障农产品[-2.03%资金研报]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促进农民增收，调动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变化新形势，提出了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新要求。但是，今后无论推进怎样的制度变革，无论进行怎样的创新与试验，都必须以基本经营制度目标为出发点，切不可削弱甚至突破制度底线。
 
　　目前，由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流动，使农业被“边缘化”的趋势愈加严重。显然，我国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更要应对“种怎样的田”和“怎样种田”的深层难题。不是把土地经营规模问题解决了，就实现农业现代化了，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推进农业现代化，应当加快构建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出发，坚持和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和强化农户承包权、放开和盘活土地经营权、保障和提升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贯彻土地用途管制权，从而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我认为，今后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探索建立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与组织化，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农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进入新世纪[1.23%资金研报]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实施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一系列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基本形成了以价格支持为基础、以直接补贴为主体的农业支持政策框架体系，为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农业发展进入高成本阶段，更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力度。这是许多国家的农业政策调整的基本经验，也是今后我国应对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提高农民种粮务农积极性和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的重要举措。但是，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应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必须立足基本国情，既要量力而行，也须尽力而为。当前在农业政策调整改革中，尤其要注重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用好政策，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体系。
 
　　目前实施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虽然对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实现粮食产量“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逐步显现出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如导致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市场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日益加大；农业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等。
 
　　因此，必须根据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农产品价格的机制。比如，逐步推进实施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使农产品价格形成与政府补贴脱钩，既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又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确保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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