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的时候提出了新的常态这个概念，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常态化的概念？

　　姚景源：所谓“新常态”就是说中国经济进到一个主要依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来支撑增长，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支撑这个增长，依赖劳动者素质提高来支撑这个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今后这个常态我们看到的是它和过去有别的。就是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高速度，那么要把它转到一个中高速度，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高速度的这种支撑力是源于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经济运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源于我们结构的优化，源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这应当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和以往三十多年的增长和发展相比我们所进到一个新的常态。

　　新浪财经：您认为这个常态下的经济增速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

　　姚景源：中国经济无论从它潜在的增长力，还是它诸多的基础性的条件，它还会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所以，我还是坚持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应当讲还是不成问题。我们更多的气力，我始终强调我们不是个增长速度问题，我们还是一个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努力去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

　　新浪财经：比如说在质方面，我们去做一些结构转型或者发展消费主导型社会的经济，您看来目前有人说微刺激，或者过去的四万亿也好，这种刺激到现在为止还能不能继续进行下去？

　　姚景源：从经济学原理上讲，任何经济政策它都有两方面，所有的经济政策它都有副作用。当我们针对宏观经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采取宏观调控这样一个政策措施。这个政策措施我们一定要看到两方面，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熨平周期，应对困难，应对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有副作用，比如我们现在看中国经济正处在对以往刺激经济政策副作用的一个消化期。在这个消化期我们确实看到我们也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对于经济政策来讲，我讲有副作用也是正常的。就相当于我们人一样，说我们人有病你需要吃药，但是你看药品说明书或者你请教医生，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只不过我们有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吃药把病治好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解决副作用。当然我们应当尽可能的去避免刺激经济政策的副作用，应当让它能够尽快的得到消除和化解。

　　新浪财经：比如说现在这种投资是否应该加码呢？或者比如城镇化新的一些制度上的政策会带来投资的驱动，您认为这个投资的步伐是不是应该减缓呢？

　　姚景源：中国经济，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我们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就是说我们大家看中国经济，我们讲它增长方式问题，我们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你靠出口来拉动，过度的依赖出口，就导致了国际上世界经济周期性就会大幅度的影响我们自身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依赖投资的话也有问题，就是投资它有两重性，一方面投资它可以拉动经济，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都是当它在投入的时候，它拉动经济增长创造需求。但投资总有完成的时候，一旦投资完成了，它就由原来在投入的过程中创造需求它转化为创造供给。所以，一个国家要是长时间大量的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那么它必然的就是一方面它能够比较大幅度的去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要形成大量的生产供给能力，当大量的生产供给能力形成之后，我们的消费上不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面对一个局面，就是产能过剩。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经济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产能过剩，而且产能过剩的局面应当讲是比较严峻，这种局面它也和我们过去长时间的过多地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增长方式有关。

　　新浪财经：在您看来，比如说这种城镇化或是其他的制度所带来的这种新的一轮城市基础建设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投资也好，这种投资是否还是意味着中国某种程度上还是依赖着投资，比如说消费型社会，其实我们都提了很多年，但是并没有很好的去实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姚景源：中国就投资来说，我们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间还有着一个了不得的空间，我们知道投资它重要的比如说*9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基础设施我们现在看，尽管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我们是成就辉煌了，但是我们还是远远不足，我曾经讲我说我们学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讲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克强总理再三强调我们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所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还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讲我们城市基础设施，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城市多数城市逢雨必涝，包括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一场暴雨居然可以出现淹死人的这种状况，说明我们这个城市地下的排水管网系统不行。所以，克强总理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和部署我们城市地下管网设施，我们看国外的大片儿，你看法国、巴黎的下水道可以打枪战，我讲我们有的地方下水道连狗都钻不进去，基础设施远远薄弱，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今后应当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广阔的空间。正像你刚才讲到城镇化，如果我们中国的城镇化扎扎实实，我们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上千人进到这个城市里来，那显然他们不仅仅是需要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完善的话，我觉得对于拉动中国经济是一个了不得的空间。

　　新浪财经：您是做了很多年统计数据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比如说统计数据的差异性，比如国家版本和地方版本各不相同，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官方的说法，为什么这种数据差异会这么大，到最后大家争议还是这么大。

　　姚景源：这个差异是正常的，有些人他可能不了解，这个差异首先是源于我们统计体制，因为我们国家统计体制，国家统计局负责全国的宏观数据统计，省一级的统计局负责省以下的它的统计，大家采取不同的样本去计算。所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儿不是从地方统计局相加平均得出来的数，它完全是依赖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宏观样本量去进行测算。至于国家和地方不一致的话，这不在中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因为样本量不一样。

　　比如还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我们工业统计，现在中国的工业已经出现了集团化，甚至跨省跨区域去经营，可能一个公司的总部是在它的省会，但是它的企业遍布其他一些市，甚至出了省。所以，这样的话在地方这个统计当中就容易出现重复计算，但是对于国家统计局来讲，它只统计母公司，就是总公司，它不管分公司如何。

　　我曾经讲我们的农业产量，一般人他不知道，他以为中国的农业产量是乡报县，县报市，市报省，省再报到中央，不是这么报的。农业的统计是怎么统计的呢？我先用卫星遥感测出地面的播种面积，这个误差率是很低的。我在测算出地面的播种面积之后，然后我在全国采取抽样办法。比如我抽800个县，这800个县有国家统计局的直属的调查队。这个调查队在每一个县他再抽出一个乡，一个乡再抽出一个村子。到这个村子再随机的抽出这个村子里一平方米的耕地，然后把这一平方米的小麦割掉，然后用人工的办法来数这一平方米小麦有多少棵，再来查一棵麦子有多少粒，再算出一千粒麦粒有多重。然后我用一些数据一推就算出来了，实际我操作量在全国就是800平方米，但是我最终的数据就算出全国粮食总产量。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干的，不是村报乡，乡报县，很多人他不知道。

　　当然还有一个现在的误差就是出口，我们国家的出口我们有海关。我们出一美元，进一美元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省和省之间没有海关，所以省和省之间物流、商流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更多的是采取估算制，这显然也会有误差。但是我觉得这个误差不是主要的，因为宏观调控的权利是在中央。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是能够保证为中央政府确立科学的决策。那它建立在一个科学的统计结果上我觉得就不会有问题。

　　新浪财经：很多人认为现在的改革是中央一层缺乏魄力，我们再回到宏观调控的问题上来。回到宏观调控的问题上，您认为现在这种“微刺激”状态下，通胀也好，货币超发也好，还会不会出现过去那种局面呢？

　　姚景源：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克强总理再三讲我们不是搞滴水漫灌，比如我们是定向降准，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来解决我们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要使它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在这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我们就没有必要采取较大规模的所谓强刺激，现在看中国经济我们确实面临着比如我们面对下行的压力，我们面对着转方式、调结构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面对着产能过剩这样一个严峻局面。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要适时适度的来完善我们的宏观调控，让我们整个它的基本状态在一个合理的稳定的这样一个区间。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我们就能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为我们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一个更好的空间。

　　新浪财经：有很多学者认为房价的问题是因为货币超发，而现在最近房价又开始不断的出现数据上的下滑，您认为与货币超发是有一定的关系还是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货币超发呢？

　　姚景源：房价的这种上涨我觉得和货币超发有直接关系，应当说我们2001年我们广义货币M2的数量我们是15万亿，到去年年底已经干到110万亿，你可以算的很清晰，我们十多年的工夫我们货币蒸发的数量7倍多，那你现在看看我们，恰恰这十来年的工夫我们房价处在一种疯涨状态，因为任何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归根结底都是货币问题。所以，我觉得应当讲“货币问题”是我们房价上涨，特别是疯狂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除此之外也有，比如我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等等。另外，等等这些也和房价上涨有着重要的关联性。

　　新浪财经：您认为现在这种定向宽松也好，或者货币政策调整也好，会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宽松一些房价会随着限购，包括各种各样的政策影响继续新一轮的上涨？

　　姚景源：不会。因为我们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我们不会采取强措施，该说我们不要有人去指望我们会不会比较大幅度地降准降息，我们还会采取“微刺激”的方法，比如我们定向，我是针对三农，我是针对中小企业，我是针对实体经济。所以，我不认为房价我们还能反弹，还能够再有一个上涨，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现在这个房价，我们无论是价格、销售额、销售量都在回落，我觉得这个回落是好事儿，它恰恰是说明我们这个房价，我们房地产这个产业由过去疯狂状态它向一个新常态的这样一个回归。

　　新浪财经：您认为现在这种地方逐渐的放松限购措施，会对整个房地产市场造成一定的下滑吗？

　　姚景源：地方政府采取取消限购等等这些措施，我认为它不会对房地产向常态回归带来太大的影响。

　　新浪财经：就是治标不治本，不会有太大影响。您认为这种房地产泡沫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货币超发？

　　姚景源：货币超发加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新浪财经：现在这种状况，您认为土地财政是不是相对比较困难？

　　姚景源：这个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想办法帮助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里解放出来。土地财政它也推高房价，就像大家讲的你面粉的价格高了，馒头的价格怎么能下来，怎么能不涨？所以，土地价格的上涨它会直接导致房价上涨，我觉得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当然有地方政府的问题，但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财政体制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我们通过改革的办法，我们把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解放出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为稳定房地产产业，让这个产业健康发展起到一个积极作用。

　　新浪财经：您是走过很多地区的，但是现在看来土地财政出现困境之后，地方财政还是会有很大落差，这种情况下，您能给地方政府提一些好的建议吗？从地方层面，不用从中央层面去考虑的话？

　　姚景源：我觉得我们地方政府一定要减少对房地产产业的依赖，我现在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有一些城市，特别是二线、三线城市过多地依赖房地产这个产业，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还是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比如说发展工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要减少对房地产产业过多的依赖。

　　新浪财经：您刚才提到一个词“财税改革”，这是比较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从“营改增”之后，税收开始中央地方之间又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状况，也就是地方的财政随着税收而减少，您觉得这种财税改革将来应该在税务方面考虑哪些具体的措施？

　　姚景源：我觉得在财税改革上，无外乎三大领域要有突破，一个是预算制度，一个是税收制度，还有一个财税体制，就财税体制来讲，我觉得我们三中全会已经讲了，我们还是让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合理的事权和财权的分工，我们现在确实存在问题，我也在地方政府工作过，我们现在税收我们收入大块是到了中央，但是我们支出的任务压力主要还是在地方，这样的话由于地方承担的事务多，它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它要干很多事儿，完成很多任务，它又没有钱，过去就依赖转移支付，专项的转移支付，于是他就到北京来跑，就跑部钱包进行，这种状况我们且不说它科学性了，起码它也导致很多腐败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们地方让它财权和事权一致，就是让它干多少活儿，干多少事儿它需要有多少钱，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研究，让财权和事权一致。

　　其次，我觉得我们在税制改革上我们也要有大的突破，我特别赞成“营改增”，“营改增”是我们发展服务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你只有全面的来推行营改增，这样的话我们的服务业才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现在我们讲结构问题，我们大问题就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比重太低。所以我们要去发展现代服务业，所以要搞营改增。

　　还有一个就是预算制度还是要做到全口径预算，要公开，要透明，要有法律的程序。现在应当讲中央明确的讲我们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而且现在已经提出来到2016年，我们要在重大领域要有实质性的成果。所以，应当讲今年2014年，我们明后两年是财税改革的一个重点，我觉得这方面它会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平稳健康发展，为我们转方式，调结构创造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前提。

　　新浪财经：刚才您提到改革，再到最后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刚才您说了市场和政府之间政府可以做某种程度上的调控，现在在我们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很成功，现在也在提混合所有制改革，您认为国有企业改革*5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姚景源：国有企业我觉得一方面我还是主张我们党十四大、十五大已经提出来的我们国有企业应当是有进有退，  我主张我们国有企业还是应当尽可能的更多的去承担我们，比如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在国民经济的重大领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我特别不赞成国有企业搞房地产，我们有不少国有企业都到房地产领域里，国有企业应当有它的历史性的艰巨的任务，我主张把这个重担挑起来，就是稳定我们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是要做到这一些的话，我觉得国有企业确实要改革。

　　所谓改革，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一个要打破垄断，国有企业不是因为你，因为混合所有制了那就不是因为你是和何种所有制使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竞争优势上了，这样在混合所有制状况下大家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能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都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认为混合所有制对我们国企改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对于国企来说，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发挥它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去发挥它更重要的作用方面我们还是应当去加以研究。

　　新浪财经：很多人都会有疑问，混合所有制应当怎么去混，有人说国企占大头儿，民营企业占小头儿，您认为这中间会不会出现大鱼吃小鱼儿？

　　姚景源：我认为研究谁占大头儿谁占小头儿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在混合所有制方面，所谓混合不是强迫的，是自愿的，我作为非公有制企业我和国企去混合，如果它占大头儿我认为对我有利的话我就进去，那要它占大头儿我认为对我不利我就不去了。

　　所以，这一点改革问题我们就是要把改革这个主动权牢牢的交给企业，而不是政府人为的在那里拼、拉郎配，这显然是不行。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谁占大头儿，谁占小头儿我认为都是没必要的，因为你不是企业家，人家企业家自己会决定我进去合不合适，我和它混合有没有利，有利它就混合，不利它就不混合。所以，这个混合所有制一定要做到对所有的所有制企业都是好事儿它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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