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顿网校小编在11月5日为您整理了一则业界评论的文章：经济学的三个基础（一）——张五常
　　（按：二○一四年十一月一至二日，杭州浙江大学举办《经济解释》的研讨会议，本文是二日上午作者的讲话，虽然有不少跟《解释》重复的地方——提出的几何图表在该书卷一第九章出现过——但《解释》的创作历程可教，而五十年来作者在一门学问上选走的路与作出的贡献，这里有系统地回顾与综合，说清楚为什么《经济解释》跟目今流行的经济学有那么大的分离。）

　　当今年初《经济解释》的最后一卷完工时，同学们知道老人家搞了那么多年，改来改去的书分四卷的作品终于写完了。浙江大学的同学要举办《经济解释》的研讨会议，研讨老人家的经济思想。我感动：一个还没有谢世的经济学者的思想被汇集讨论在西方是罕见的。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六个月前我决定把《经济解释》的全四卷从头再修一次，然后合并为一巨册，好叫参与这次会议的朋友能把一本厚厚的书带回家，放在书架上勒碑志之。这次修改增加了两万字。作者自食其言，在卷一第九章加进了一幅自己一九七一年发明的、今天美国一些大学采而教之的几何图表。这图表的阐释今天变得远为深入，反映着四十三年来我在一门学问上的争取没有中断过。

　　这二○一四合订本的版面加大，字体缩小，厚达一千一百二十多页。事前我可没有想到把四卷一起重修，其难度高于四卷分开来修的四倍。为了赶及这次会议，最近两个月香港一家小型出版社只服侍我一个人，而北京那家庞大的可能被香港那边催得叫救命（一笑）。这里谨向中信的朋友致意。

　　合订本的封面由我亲自设计，因为那是献给去年谢世的老师阿尔钦的书——我知道老师会高兴我这样做。尤其是，我要把自己一九五六年摄得的一帧题为《窗》的作品放在封面。五十年前阿师很喜爱这作品，认为是代表着观察世界与追求真理，要把该作放在他当时写好、今天成为经典的《大学经济学》作为封面，可惜几番要求出版商皆不接纳，可能因为布面的书没有书套该作品印不上去。《窗》默默无言地在阿师办公室的墙挂了数十年。

　　当年没有阿尔钦教我，今天同学们不会读到这本《经济解释》。我写的经济学是老师喜欢的经济学。当年阿师还教了我一个做学问的重点，很少人知道。找题材写博士论文时我彷佛碰着铜墙铁壁，苦闷之极，跑去问阿师：“博士论文要怎样写才对呀？”他回应：“是你写自己的论文，不是我写，怎么要问我？”他显然要逼我走自己的路。我于是选写佃农理论，一章一章地交给他。他一路提点，细微精辟，八个月后该论文完稿时，我知道自己是有了一家之言了。阿师只说：“我曾经对你说写该论文起码要用两年，你只用了八个月，没想到可以那么快。”

　　相比之下，不算一九八九写好的首两章，今天完工的《经济解释》写了十四年。《佃农》与《解释》是两部层面很不相同的作品。前者是学生习作，后者是一位老了的教授，经过数十年的艰苦耕耘，意图把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全面革新。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像《解释》那样的书，今后很多年也再没有人会尝试了。

　　是的，不管《解释》是好是坏，一个人要有很特别的际遇才写得出来。七岁时在广西逃难，在一条连纸张也没有的小村落过了一年的饥荒日子，在田野觅食，见惯了农民的操作。没有这经历后来《佃农理论》的第八章，阿尔钦认为是神来之作的，不可能写出来。这经历也协助了《解释》中的国家理论。二战后回到香港，读书不成，天天在街头巷尾跑，养成了观察市场现象的细节的习惯。后来到美国求学，遇到喜欢教我的高人比我知道的任何其他学生多。

　　昔日施蒂格勒及其他同事偶尔谈及一个现象：经济学者的创作历程很少有两个峰。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公司的性质》，一九六○发表《社会成本问题》，相距二十三年，是难得一见的例子。我一九六七写好《佃农》，一九八三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相距十六年，也算是难得的了。今天回顾，当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时——刚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加上《公司》一文——已经走到自己创作的全盛期的尽头。发明专利的研究与石油工业的两本厚文稿，弄得自己实在累，脑子想不出有什么值得再拼搏的了。东山后来再起，是因为遇上中国的改革，无奇不有的现象天天有，很震撼，用中文下笔写了好些年，不断观察，脑子又再满是新思想。这样，从一九六七的《佃农》到二○一四的《解释》，相距四十七年，应该是个纪录了。

　　写文章任何人都可以写到很老，但满是火花的日子一般短暂。回顾历史，经济学者的思想顶峰期一般在五十岁左右。二○○七年我为科斯动笔写《中国的经济制度》，七十二岁，搏到尽，觉得宝刀未老，科斯大赞该文，我当然开心。二○○八年该文发表后，九月二十六日我发表《学术生涯的终结》，说严谨的学术论著我是不会再染指的了。无奈比我年长二十五岁的科斯认为我还是个青年，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施蒂格勒曾经说科斯是他认识的最顽固的人，半点也不假。科斯一百零二岁谢世前几个月，一些香港大学的朋友到芝加哥访问他，带回来的录影，我见到科斯说：“史提芬还年轻，不是吗？”

　　十二年前我写好书分三卷的《解释》时，因为事忙写得不称意。二○○八年为科斯写好《中国》，其中有两个成熟了的新思想要找机会放进旧版的《解释》。其一是在《中国》中有一节写《合约的一般概念》，从约束竞争的角度看产权与合约，显示着合约的一般理论只是再一步之遥。其二是我想通了为什么会有市场这个似浅实深的问题。其实这后者问题我是在写《中国》之前就想通了的：想了近二十年。我要找机会把这两个新而重要的发现写进旧版的《解释》。

　　二○○九年底动工修改《解释》，只打算小修，殊不知二○一○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四时，在床上我突然想到那历来被认为是深不可测的共用品，其正确分析浅得离奇：所有物品都有共用品的性质，问题只是出售者能否找到一些特质足以隔离不付费的使用者。我于是走到书桌坐下来，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好共用品理论的全部，完整的，后来修改一下，把旧版《科学说需求》第七章第四节加长，变为第八章。在合订本中我加进如下的有趣观察：

　　“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让我拉着她的手一起招摇过市，不让你拉，老人家当然开心过瘾。无奈她的美貌你也可以看，属共用，我和她皆难以把你隔离而收费。然而，她的美貌价值传到我拉着的她的手，胜了一筹，请她进膳不会是汉堡包。这是隔离收费。说不定，明天该美人会拉着你的手，把我隔离而收你的费。这类现象在我们生活的社会无处无之，天天有。”

　　科斯曾经对我说，思考经济问题他老是想着马铃薯（内地称土豆）。我比他高明，思考经济问题我老是想着美丽的女人！

　　经济学的难题，尤其是大难题，找到了上佳的答案一定是浅的，浅得离奇。困难是这种近于神奇的浅答案不是拼命想就可以想得出来。你要假之以时日，久不久想一下，有时甚至在梦中想，然后有一天绝妙的浅答案会无端端地跑出来。要多观察世事，重视细节，但要持之以恒地想——不要强而攻之，要像天马行空地魂游四方，游到哪里就是哪里。反过来，浅问题则可强而攻之。

　　转到修改旧版的卷二时，不到该卷的三分之一我感到跟着的*4重写。自觉思想进入了一个虚无飘渺之境，想象力与判断力皆胜于昔日，只是短暂的记忆力是明显地退化了，而体力也容易累。写得很辛苦，每天平均只得四百字。但家中有空调，稍事休息容易，打字有助手，找资料有朋友，没有其他事项需要操心。在这有利的无所事事的环境下，我想出怎样调控自己的思想节奏。话虽如此，香港的萧满章知道，有好几次我认为能成功地把重写的《解释》写完的机会不大。

　　有解释力的经济学要多知世事，成熟的作品通常出现在三十岁之后，比数学、物理等为晚，而五十岁过后会开始走下坡了。我认识好些行内朋友思想能力在走下坡自己不知道。我重视自己的脑子机能是否退化了的原因，是六十七岁写好的《解释》初版，虽然因为事忙感到不称意，但不是那么差——不少朋友认为是我最重要的作品。小修旧版不会闯祸，但重写是另一回事了。脑子思考这回事，出现错乱的情况作者本人可能不知道。经济学者把自己的旧作修改坏了的例子不少。

　　七十三岁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科斯与蒙代尔读后皆以“强力”（powerful）一词形容该文，使我感到自己在创作上还有可为。年多后决定把《解释》大部分重写时，我很快地找到昔日自己的思想节奏。可能因为没有其他事项分心，我竟然能维持这节奏不变达三年多。这是我平生遇到的最长的一次了。

　　有节奏就思如泉涌，新意差不多天天有，很琐碎的。我的习惯是让这些琐碎新意自动飘浮，因为经验说合得来的会自动凝聚，合不来的会自动消失。有几次要停笔一段时日，也有时跳一章，先写后一章再回头写前一章。奇怪是琐碎的新意实在多，好些让自己感到惊喜。每节写好后，让一位同学放到网上去，看看读者及一些行家朋友的反应。他们不断地拍掌是鼓励，这里我一起表达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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