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顿网校小编在11月14日早上为大家带来一篇业界评论：居民收入跑赢GDP有助经济转型——梁达，敬请财经界人士们的关注。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投资者担心较多。为什么要担心？不同人有不同考虑。综合多项指标看，经济增速适度放缓其实是件好事。只要城乡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增长不受冲击，只要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趋向改善，增速降一点也许更有利于调整我们的经济体质。从*7的数据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略快于经济增长，这正是调结构带来的正面效果。

　　――亚夫

　　■今年一至三季度，GDP增速较去年同期有所放缓，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却不同程度地有所加快。一至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4%，比去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9%，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9.7%，均比去年同期增速加快了0.1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出现的一个重要亮点是：居民收入增长跑赢GDP。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2%，快于同期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这是多年来少有的现象，表明尽管经济增速趋缓，但并没有影响居民增收，收入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速。

　　■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高，最终消费拉动力就大，经济增速就快；而经济发展快，居民收入增长也会加快，消费拉动力就越来越强。居民收入状况如何，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分配公平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拉动力是否持续强劲的问题。居民或劳动者收入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最终消费是否强劲，经济拉动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梁达

　　多年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未能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如果两者长期增长不同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消费动能不足的大环境下，如果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偏低，不利于释放居民潜在购买力；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总体经济也有不良影响；收入差距更会影响消费的扩张，加剧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长正进入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的新常态。新常态下，要更加注重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因此，新常态下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合理增长变得更加重要。持续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让居民生活过得更加殷实，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更加强劲有力，应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

　　1.GDP与居民收入增速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9―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从4063亿元增加到56.9万亿元，年均增长9.8 %，财政总收入从1146亿元增加到12.9万亿元，年均增长14.5%，而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7.4%和7.6%，经济增长速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4和2.2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分别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7.1和6.9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来源于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要经过复杂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终到个人手中。数据表明，多年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居民收入增长未能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居民收入增速一直慢于经济发展速度。

　　分阶段看，1991―2013年，GDP年均增长10.2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3%和6.4%，增幅差距分别为1.9和3.8个百分点。其中近12年来的2001-2013年，GDP年均增长10%，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9.4%）0.6个百分点，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7.8%）2.2个百分点。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8527元，同比名义增长11.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44元，同比名义增长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86元，同比名义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3120元，同比名义增长12.1%。9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561万人，同比增加169万人，增长1.0%。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797元，增长10.0%。

　　2.GDP与居民消费增速

　　收入的多少决定消费需求的强弱。居民或劳动者收入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最终消费是否强劲，经济拉动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高，最终消费拉动力就大，经济增速就快；而经济发展快，居民收入增长也会加快，消费拉动力就越来越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增速长期慢于GDP增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0―2003年GDP年均增长15.3%，而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年平均增速差距多达2―3个百分点。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明显。

　　3.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增速

　　2001-2013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城乡居民均分别增长9.4%和7.8%，相差9.6和11.2个百分点。1991-2013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9%，城乡居民分别增长8.3%和6.4%，分别相差9.6和11.5个百分点。1979-2013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速达14.5%，分别快于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7.1和6.9个百分点，表明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幅度长期低于国家收入增长幅度，国民收入明显倾向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使得受到收入预算约束的居民消费不足，消费占GDP比重过低。

　　4.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

　　作为城镇居民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68.9%下降到2013年的64.1%，下降4.8个百分点；而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有所上升，2013年经营净收入占9.5%，财产性收入占2.7%，分别比2000年上升5.7和0.7个百分点。数据表明，近年来，作为居民四大收入来源之一的财产性收入增速有所加快，但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一直偏低，提升空间较大。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810元，比上年增长14.6%，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2.7%，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但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四大收入中的比重依然是最低的。总体来看，财产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收入的贡献还很小，不仅低于经营净收入的贡献，更远低于转移性收入和工薪收入的贡献。从发展趋势看，投资理财是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应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

　　5.居民收入差距

　　据统计，我国收入差距约50%来自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的走向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03：1，2012年该收入比为3.10：1，2010年该收入比为3.23:1。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9.3%，中位数为7907元，增长12.7%。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中位数为24200元，增长10.1%。

　　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在快于同年GDP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快2.3个百分点。城乡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在社会各界收入普遍增长的动态条件下，只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社会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今后一个时期，虽然高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的绝对差距还可能拉大，但只要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继续保持，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将得到改善。

　　今年前三季度，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就业和收入，在经济下滑情况下保持稳定、增速不降反升。1-9月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目标任务。居民收入不仅高于G D P增速，名义增长速度也比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也高于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表明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有所提高。这一趋势值得肯定，但必须客观看待居民收入增速超过GD P增速，不能沾沾自喜。

　　实际上，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速一直维持在8%左右，而由于GDP增速长期维持在8%以上，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 D P增速，也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应该看到，目前仅仅是居民收入降幅较低，而经济增速、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相比较而言，居民收入增速暂时高于经济增速，而不是经济增速仍然保持过去较高水平，而居民收入增速加快，超过了经济增速。如果考虑到近年来的物价上涨、高房价、教育等方面支出的大幅增加，扣除消费支出后，多数居民的收入剩余并不多，居民消费能力并未明显增强。

　　造成我国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既有经济发展因素，也有体制、机制和政策因素。既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也有收入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因素。如果两者长期增长不同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消费动能不足的大环境下，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合理增长变得更加重要。

　　1.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近20多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消费能力的强弱。如果居民收入上不去，消费跟不上，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如果收入水平低、消费率偏低得以长期持续发展，则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求失衡，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多年来我们依靠投资支撑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甚至过剩、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最终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而事实证明，消费如果没有收入的支撑，则容易使消费增长成为无本之源，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进一步扩大消费需要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居民购买力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事实，但区域、行业等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也大大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相对低收入和高收入，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最有动力和潜力扩大消费的。此外，我国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缺口还是较大的。目前有的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约40%以上用于社会保障，我国远低于这个比例。

　　让消费这驾马车快跑起来，亟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尤其要做好当前正在推进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把农民的消费能力提上来。

　　3.居民消费升级亟须增加收入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进入新世纪，以住房、汽车为主的消费升级阶段，推动了房地产与汽车市场的井喷式增长。经过十几年历程，上一轮改革红利与影响逐步削减，我国以住房与汽车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基本告一段落，增长水平逐步放缓。尽管当前以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为代表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得以快速发展，但相对于住房与汽车两大消费引擎，力度仍显偏弱。

　　在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处于蓄势待发阶段，正在加速从生存型消费转向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转化，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上的比重将大幅上升，消费的形式也在悄然升级换代，更多地从“线下”走到“线上”，消费升级将给行业、企业带来重大机遇。如果措施得当，将从供给方面对扩大消费形成巨大拉动。要使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顺利加快升级，重要的途径是要大力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有能力消费。

　　4.多渠道增加收入有利于激活各阶层消费潜能

　　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能力会提高。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一方面高收入者投资倾向加大，消费倾向不足；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支付能力不足，消费水平难以提高。从各层次居民的消费结构看，低收入家庭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受收入来源的限制，消费远远得不到满足。因此，收入水平不高导致消费率偏低，而消费率低表明经济总量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巨大消费潜能的充分释放。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形成了由少数人组成的畸高收入群体和由大多数城乡普通居民组成的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虽然很强，但他们的消费已经处于超饱和阶段，而对于人数众多的大量中低收入者来说，他们虽然可以视为潜在的消费力量，但由于消费能力的不足，因此对拉动消费能够产生的作用也比较有限。因此，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分量，需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将是重中之重。因此，如果政府需要在促进消费方面推出新政，还是应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为当务之急。

　　从总体上分析，如果我国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偏低，不利于释放居民潜在购买力；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总体经济也有不良影响；收入差距更会影响消费的扩张，加剧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持续增加居民收入、让居民生活过得更加殷实，应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

　　一是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增长保持基本同步，为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提供经济基础。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而提升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份额。

　　要结合近期国家收入分配改革重点方向与领域，确定年度改革的时间表与主要内容，切实改善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结构，改善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情况；二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使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者倾斜，规范大型企业高管薪酬标准；推进公务员、事业单位工资改革，重视基层公务员收入水平的合理增长，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等。

　　在农村，要拓宽农业内部增收渠道，大力发展优质特色高效农业，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稳定增长。着力扶持农民工就业创业，不断完善农民工“培训、就业、维权、服务”管理体系，改善农民工的就业创业环境，促进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进一步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

　　首先要靠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减少垄断和不公平的政策待遇；其次，要改善政府的支出结构，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和政府自身消费，减少灰色收入，打击腐败，改善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改善社会保障。只有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城乡一体化等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环境，并继续将蛋糕做大，才能真正实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一目标。

　　一是要积极创造外部条件，激发居民创业热情，拓宽群众财富增长渠道。在硬件上，要创造畅通的物流、信息、能源、交通条件，方便群众创业；在软件上，充分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鼓励更多人投入创业之中。积极创新金融管理体系，开发适宜普通群众的投资品种，为居民财富增长提供多元化途径。

　　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应要加强对城乡居民金融理财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培养居民理财意识。理财培训应优先在农民工、村干部、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和其他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群体中开展，充分发挥他们的[*{c}*]和带动作用。面向城乡居民的专业理财顾问，深入城市社区、农村开展金融投资知识宣传，引导居民科学理财。

　　一是要抓紧研究更大力度的结构性减税方案，把大幅度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体限制政府收入增幅的同时，实质性地推动企业税收水平的降低，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奠定一个合理的税收基础。

　　二是可考试考虑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500元人民币提高到5000元。可适当扩大消费税课税范围，提高消费税税率，以配合个人所得税制调整。

　　三是可考虑拉大工资、薪金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级距，减少税率档次。降低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负，以实现刺激消费、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建议提高直接税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尽快实现按家庭为单位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基础上，扩大个人所得税覆盖面。拉大税率级次间距，降低中等收入阶层税率；发挥房产税调节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作用。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切实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增强个人消费意愿。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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