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顿网校小编在2014年11月19日为您整理了一则业界评论的新闻:信力建畅谈怎么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管理者
  10月20日,信孚教育集团接待了一批特殊的“来访者”,他们是由甘肃省上百名县级教育局局长、副局长等组成的学习团。这个学习团参加了由甘肃省教育厅主办,拥有丰富农村教育培训经验的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承办的“青葵花导师计划”,这次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包括广东、山东两地,为期6天。
  本次研修班以直面教育实践的研究呈现和经验分享为主题,以嘉宾报告、实地观摩为引导,汇聚教育研究学者、优秀局长及创新型校长的见识与智慧,旨在为百名影响基层教育格局与细节的教育局长提供一个专业平台,助力教育局长更新教育观念、发展教师职业水平、强化区域教育管理能力,很有意义。
  早在9月份,主办单位就与信孚达成合作意向,希望到信孚的学校参观学习。之所以选择信孚教育集团属下的学校,是因为主办方认为之前许多参观过的学校空有其表,内涵不足,学校建筑高大上,教学模式却无多少实质参考价值,因此本次来到以“务实”著称的广州,慕名参观了黄石小学和黄石中学。
  随后,我为学习团做了报告。分享我的办学经验,总结了我的管理理念,当然也提出了我的困惑。我节录一部分报告如下:
  1、办学分享。办学过程是艰辛的,举个例子:18年前,信孚承办了两所学校——黄石小学和黄石中学。在我们刚开始办学的时候,这地区是一块刚开始办学的区域。这里原来是广州市的郊区,18年前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拆迁,从老城区搬迁了一部分居民到这地方来。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政府要负责解决这部分居民的读书问题。但是,白云区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在这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很大分歧,纷纷认为对方要解决居民读书问题,最终责任还是落到白云区政府身上。当时白云区还没得到开发,区政府财政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有一次,我经过这个地方,看到这两所学校的场地空置在那里,认为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就去各个部门拜访,希望能够承办这所学校。当时,各个部门都互相推卸责任,教育局叫我找街道,街道叫我找区政府。我就一直这样在政府部门之间跑来跑去,跑了两年才把这学校办下来,而且他们仅仅把这所学校的场地提供给我们,所有学校的经费(包括校舍建设和设备的投入)都由信孚承担。就这样政府没花一分钱,就把小区居民的上学问题解决了,但这是白云区政府在18年前开创的一个很好的先例——利用民间资本帮政府解决教育问题。我觉得这是当今西部地区可以借鉴的经验。18年过去了,这两所学校也办出了点成绩,在附近也算小有名气,而18年间,所有符合学校地段生要求的学生,我们完全是按公办学校的义务教育收费要求来收费,可以说是给这部分居民免费享受义务教育。至于空余的学位,我们也按照市场规律,给非户籍的学生入读以维持学校的运营。可以说,这完全是一所公办民助的学校。在办学的18年间,没有一位符合地段生要求的学生因为学校的原因而没有书读,而且还给外来人口提供了学位,解决他们读书的问题。所以说,虽然我的学校没有非常棒的硬件配置,也没有富丽堂皇的校舍,但却是一所非常有内涵的学校。
  当时很多人包括区政府的领导很疑惑,连区政府也不愿意办的学校为什么信孚却愿意去办?其实,我的信心来自于集团化办学的灵活性。后勤是集中采购的,整个物资成本就降低了;另外集团的管理是集约化管理,整个总部的员工加起来才30人左右,管理成本也降低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集团办学遵循三大规律。*9个是教育规律。第二个是社会规律,所谓的社会规律就是处理好学校、家长、学生、周边社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经济规律,这也是三条规律中最重要的。学校必须要掌握经济规律,不掌握经济规律,学校就办不下去。在我办学的25年中,我目睹了许多学校的倒闭,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任何一个学校的倒闭都会引发学生的闹事、家长的上访等群众事件。
  我创办信孚教育集团,至今已是25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在办学的道路上创造过辉煌。广东的外来工很多,前些时间有过统计,广东有1亿多人口,本地人只有6000多万,就是说外来人口至少3000多万,像东莞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地方,人口比重中,外来人口占了80%以上。广州的情况就比较均衡,新生婴儿中,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比例基本维持在1:1。问题是,这些新生的外地人口也需要在广州本地受教育,但政府认为,这些人都不是地方财政的服务对象。那怎么去解决外来人口在广州读书的问题呢?为此在十几年前,我们创办了全国*9所外来工学校——康乐小学。这所学校,被《人民日报》誉为“城市里的希望工程”。
  2、管理心得。在我办学校和集团的这些年里,我主要做的就是选校长——选好的校长、培养合适的校长。现在我集团下属学校的校长,除了一个是从公校退休校长中聘任的,其他基本都是我从一线青年教师中培养出来的。我所采取的就是“请进来,走出去”战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全国最知名的学者来给老师做培训,如杨东平、汪丁丁、朱学勤等。这些都是中国最有思想的人,我认为,办教育的人不能仅仅只懂得教育问题,还要有思想,有智慧。至于走出去,我带了集团下属的校长到全世界各地,如韩国、日本、澳洲、台湾等,去学习参观。而我本人在过去20多年,走了60多个国家,总计100多次,有些国家重复去了几次;参观过500多个学校,里面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在旅途中,我还跟这些国家的政府、学者、企业家和媒体都有过不少交流。有人会问,你办几所学校,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跑那么多地方去学习呢?因为通过把中国目前的教育方法和世界目前普遍的教育方法作对比,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大的距离。当今世界,大部分学校培养的都是学生,也就是说学校是教人怎么学会学习的。一直以来,人的学习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计算、记忆和思考。但是当今科技发达,其中两种层面(计算和记忆),计算机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所以当今人所要学会的只剩下思考,而这恰恰也是三个层面中最重要的。中国现在培养的都是考生,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把中国人从大量的作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从一个考生变成一个学生,我认为这也是如今摆在中国教育工作者和教育主管部门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曾看过一个统计,过去200年中,世界最顶尖的科技成果发明中没有一项是由中国自主培养的科学家完成的。
  3、办学困惑。现在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广州一共有几十个教育集团,甚至教育局下面也办教育集团。这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教育局和教育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从我的角度来看,教育局作为教育的领导单位与教育集团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教育局提出问题,教育集团帮助旗下学校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教育局提出要改善学校的安全问题,那任务布置下来,教育集团就去学校监督安全问题的改善进度。教育局说要对学校进行评估,那教育集团就要投入很多资源到学校去应对这个评估。当然教育局也帮助教育集团做很多的事情,但这里面的关系却非常微妙。教育局在管理民办学校,教育集团也在管理学校;教育局布置许多任务,教育集团在帮学校完成这些任务。教育局与教育集团的关系,指导与服务应该大于干预和管理。而教育管理者的水平,要高于行业管理者,或者是一个可以对话、水平相当的关系,而不是居高临下。
  不得不承认,我是带着一种办学的理想和情怀在与这100多名教育局局长分享的,民办教育在夹缝中生存多年,在与教育管理者打交道可谓让我们心力交瘁。我有时候也怀疑:办教育真的不能纯粹点吗?为什么一定要行贿才能活下去?难道民办教育不是公益事业?民办学校的孩子就不是祖国的花朵?可能真是这股20多年不变的“情怀”,打动了在场的局长们,直到讲座结束,他们还拉住我在走廊上谈了很久。这些局长们,在整场讲座中都非常认真,讲话坦诚,丝毫没有架子,水平很高。
  这又让我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教育管理者(或说教育局长)?我认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局长,对这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影响力是很大的。因此,对教育局长的任命,丝毫不能够随便。正如某地让畜牧局长去担任教育局长,本身就非常滑稽,这也折射出地方政府对教育的轻视,他们必定为轻视本地区的教育而付出代价。一个地区的教育局长,如果水平太低,文化不高,或者只知道创收,这个地区的教育就无法发展,教育也就没有希望可言。教育局长的学历文化,必须是博士,必须是专业的教育行家,有理想有情怀。起码也在教育系统里埋头苦干过,才能热爱教育。教育局长还必须与行业意见[*{b}*]有良好的互动,能够听取各方意见,不存偏见,心胸豁达。又或者,能够像甘肃省教育厅一样,组织一批地方教育局长去“取经”,深入学习,再行评测,优胜劣汰,选*4的人才来办教育。
  就在6月份,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到信孚康乐中学视察时告诉我,由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亲自点题,市教育局具体推动的“卓越中小学校长培养工程”正在实施,旨在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富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团队,以此带动促进全市基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培养工程以高标准选拔培养对象,要求培养对象应该是被列为校长后备干部的中青年副校长,并设定学历、年龄、职称等限制,高学历和年轻者优先。校长培训班学员将赴北京师范大学接受4个月的培训,还将组织培养对象到国内外先进地区的中小学校进行跟岗学习、实地考察,考察学习先进地区的名校和名校长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在动员时,陈市长强调:教育是一项长远的事业,“教育不能用秤来称,今天收多少,明天收多少。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但能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命运以及个人的命运。”一个好的校长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学校,目前广州的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希望通过这个工程能使一大批学校都成为名校,让教育改变更多家庭与个人的命运。
  可见,这个培训是相当有意义的,这说明广州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不惜工本的。而其亮点也在于,让校长们到国内外先进地区去学习,开拓视野,不做井底之蛙。希望广州下一步向甘肃学习,让地方教育局长也去轮岗培训,洗洗脑,从培养教育情怀开始,更新教育服务理念,造福一方百姓。
  10月20日,信孚教育集团接待了一批特殊的“来访者”,他们是由甘肃省上百名县级教育局局长、副局长等组成的学习团。这个学习团参加了由甘肃省教育厅主办,拥有丰富农村教育培训经验的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承办的“青葵花导师计划”,这次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包括广东、山东两地,为期6天。
  本次研修班以直面教育实践的研究呈现和经验分享为主题,以嘉宾报告、实地观摩为引导,汇聚教育研究学者、优秀局长及创新型校长的见识与智慧,旨在为百名影响基层教育格局与细节的教育局长提供一个专业平台,助力教育局长更新教育观念、发展教师职业水平、强化区域教育管理能力,很有意义。
  早在9月份,主办单位就与信孚达成合作意向,希望到信孚的学校参观学习。之所以选择信孚教育集团属下的学校,是因为主办方认为之前许多参观过的学校空有其表,内涵不足,学校建筑高大上,教学模式却无多少实质参考价值,因此本次来到以“务实”著称的广州,慕名参观了黄石小学和黄石中学。
  随后,我为学习团做了报告。分享我的办学经验,总结了我的管理理念,当然也提出了我的困惑。我节录一部分报告如下:
  1、办学分享。办学过程是艰辛的,举个例子:18年前,信孚承办了两所学校——黄石小学和黄石中学。在我们刚开始办学的时候,这地区是一块刚开始办学的区域。这里原来是广州市的郊区,18年前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拆迁,从老城区搬迁了一部分居民到这地方来。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政府要负责解决这部分居民的读书问题。但是,白云区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在这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很大分歧,纷纷认为对方要解决居民读书问题,最终责任还是落到白云区政府身上。当时白云区还没得到开发,区政府财政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有一次,我经过这个地方,看到这两所学校的场地空置在那里,认为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就去各个部门拜访,希望能够承办这所学校。当时,各个部门都互相推卸责任,教育局叫我找街道,街道叫我找区政府。我就一直这样在政府部门之间跑来跑去,跑了两年才把这学校办下来,而且他们仅仅把这所学校的场地提供给我们,所有学校的经费(包括校舍建设和设备的投入)都由信孚承担。就这样政府没花一分钱,就把小区居民的上学问题解决了,但这是白云区政府在18年前开创的一个很好的先例——利用民间资本帮政府解决教育问题。我觉得这是当今西部地区可以借鉴的经验。18年过去了,这两所学校也办出了点成绩,在附近也算小有名气,而18年间,所有符合学校地段生要求的学生,我们完全是按公办学校的义务教育收费要求来收费,可以说是给这部分居民免费享受义务教育。至于空余的学位,我们也按照市场规律,给非户籍的学生入读以维持学校的运营。可以说,这完全是一所公办民助的学校。在办学的18年间,没有一位符合地段生要求的学生因为学校的原因而没有书读,而且还给外来人口提供了学位,解决他们读书的问题。所以说,虽然我的学校没有非常棒的硬件配置,也没有富丽堂皇的校舍,但却是一所非常有内涵的学校。
  当时很多人包括区政府的领导很疑惑,连区政府也不愿意办的学校为什么信孚却愿意去办?其实,我的信心来自于集团化办学的灵活性。后勤是集中采购的,整个物资成本就降低了;另外集团的管理是集约化管理,整个总部的员工加起来才30人左右,管理成本也降低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集团办学遵循三大规律。*9个是教育规律。第二个是社会规律,所谓的社会规律就是处理好学校、家长、学生、周边社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经济规律,这也是三条规律中最重要的。学校必须要掌握经济规律,不掌握经济规律,学校就办不下去。在我办学的25年中,我目睹了许多学校的倒闭,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任何一个学校的倒闭都会引发学生的闹事、家长的上访等群众事件。
  我创办信孚教育集团,至今已是25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在办学的道路上创造过辉煌。广东的外来工很多,前些时间有过统计,广东有1亿多人口,本地人只有6000多万,就是说外来人口至少3000多万,像东莞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地方,人口比重中,外来人口占了80%以上。广州的情况就比较均衡,新生婴儿中,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比例基本维持在1:1。问题是,这些新生的外地人口也需要在广州本地受教育,但政府认为,这些人都不是地方财政的服务对象。那怎么去解决外来人口在广州读书的问题呢?为此在十几年前,我们创办了全国*9所外来工学校——康乐小学。这所学校,被《人民日报》誉为“城市里的希望工程”。
  2、管理心得。在我办学校和集团的这些年里,我主要做的就是选校长——选好的校长、培养合适的校长。现在我集团下属学校的校长,除了一个是从公校退休校长中聘任的,其他基本都是我从一线青年教师中培养出来的。我所采取的就是“请进来,走出去”战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全国最知名的学者来给老师做培训,如杨东平、汪丁丁、朱学勤等。这些都是中国最有思想的人,我认为,办教育的人不能仅仅只懂得教育问题,还要有思想,有智慧。至于走出去,我带了集团下属的校长到全世界各地,如韩国、日本、澳洲、台湾等,去学习参观。而我本人在过去20多年,走了60多个国家,总计100多次,有些国家重复去了几次;参观过500多个学校,里面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在旅途中,我还跟这些国家的政府、学者、企业家和媒体都有过不少交流。有人会问,你办几所学校,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跑那么多地方去学习呢?因为通过把中国目前的教育方法和世界目前普遍的教育方法作对比,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大的距离。当今世界,大部分学校培养的都是学生,也就是说学校是教人怎么学会学习的。一直以来,人的学习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计算、记忆和思考。但是当今科技发达,其中两种层面(计算和记忆),计算机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所以当今人所要学会的只剩下思考,而这恰恰也是三个层面中最重要的。中国现在培养的都是考生,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把中国人从大量的作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从一个考生变成一个学生,我认为这也是如今摆在中国教育工作者和教育主管部门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曾看过一个统计,过去200年中,世界最顶尖的科技成果发明中没有一项是由中国自主培养的科学家完成的。
  3、办学困惑。现在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广州一共有几十个教育集团,甚至教育局下面也办教育集团。这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教育局和教育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从我的角度来看,教育局作为教育的领导单位与教育集团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教育局提出问题,教育集团帮助旗下学校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教育局提出要改善学校的安全问题,那任务布置下来,教育集团就去学校监督安全问题的改善进度。教育局说要对学校进行评估,那教育集团就要投入很多资源到学校去应对这个评估。当然教育局也帮助教育集团做很多的事情,但这里面的关系却非常微妙。教育局在管理民办学校,教育集团也在管理学校;教育局布置许多任务,教育集团在帮学校完成这些任务。教育局与教育集团的关系,指导与服务应该大于干预和管理。而教育管理者的水平,要高于行业管理者,或者是一个可以对话、水平相当的关系,而不是居高临下。
  不得不承认,我是带着一种办学的理想和情怀在与这100多名教育局局长分享的,民办教育在夹缝中生存多年,在与教育管理者打交道可谓让我们心力交瘁。我有时候也怀疑:办教育真的不能纯粹点吗?为什么一定要行贿才能活下去?难道民办教育不是公益事业?民办学校的孩子就不是祖国的花朵?可能真是这股20多年不变的“情怀”,打动了在场的局长们,直到讲座结束,他们还拉住我在走廊上谈了很久。这些局长们,在整场讲座中都非常认真,讲话坦诚,丝毫没有架子,水平很高。
  这又让我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教育管理者(或说教育局长)?我认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局长,对这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影响力是很大的。因此,对教育局长的任命,丝毫不能够随便。正如某地让畜牧局长去担任教育局长,本身就非常滑稽,这也折射出地方政府对教育的轻视,他们必定为轻视本地区的教育而付出代价。一个地区的教育局长,如果水平太低,文化不高,或者只知道创收,这个地区的教育就无法发展,教育也就没有希望可言。教育局长的学历文化,必须是博士,必须是专业的教育行家,有理想有情怀。起码也在教育系统里埋头苦干过,才能热爱教育。教育局长还必须与行业意见[*{b}*]有良好的互动,能够听取各方意见,不存偏见,心胸豁达。又或者,能够像甘肃省教育厅一样,组织一批地方教育局长去“取经”,深入学习,再行评测,优胜劣汰,选*4的人才来办教育。
  就在6月份,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到信孚康乐中学视察时告诉我,由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亲自点题,市教育局具体推动的“卓越中小学校长培养工程”正在实施,旨在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富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团队,以此带动促进全市基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培养工程以高标准选拔培养对象,要求培养对象应该是被列为校长后备干部的中青年副校长,并设定学历、年龄、职称等限制,高学历和年轻者优先。校长培训班学员将赴北京师范大学接受4个月的培训,还将组织培养对象到国内外先进地区的中小学校进行跟岗学习、实地考察,考察学习先进地区的名校和名校长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在动员时,陈市长强调:教育是一项长远的事业,“教育不能用秤来称,今天收多少,明天收多少。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但能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命运以及个人的命运。”一个好的校长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学校,目前广州的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希望通过这个工程能使一大批学校都成为名校,让教育改变更多家庭与个人的命运。
  可见,这个培训是相当有意义的,这说明广州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不惜工本的。而其亮点也在于,让校长们到国内外先进地区去学习,开拓视野,不做井底之蛙。希望广州下一步向甘肃学习,让地方教育局长也去轮岗培训,洗洗脑,从培养教育情怀开始,更新教育服务理念,造福一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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