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在经济形势通报会上表示，央企要承担“保增长”的重任，并成立“保增长”工作小组，协调帮助央企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还要求今年央企的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这一表态随即引发了不少人关注，赞者认为，“保增长”是央企重大政治责任和重大经济责任的体现；而质疑者则称，8%的增长率是否科学，如何确保。
 

　　因为央企涉足的领域众多，有垄断性的也有完全市场竞争的，加之产业周期不尽相同，有强周期也有弱周期的，8%的增长率的指导性意味大于指令性。作为国资主管部门，向企业提出较高的考核指标也无可厚非，纠缠于此意义不大。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央企在“保增长”的过程中，不要把增量建立在全民的刚性成本之上，简言之，就是不“与民争利”。
 

　　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有相当一批央企具有非常强的垄断性质，比如电力、石油、通讯、烟草、盐业等，包括刚刚组建的铁路总公司，以及体量更为庞大的金融国资，这是一种“政府授予垄断”。这种类型的企业只需提价，下游客户只有被动接受，形象地讲，财富无非从一个池子流到另一个池子里，央企的盈利造成全民刚性成本的增加，如此光鲜艳丽的增长率指标又有什么意义呢？
 

　　“与民争利”还有另外一层更为隐秘的涵义。
 

　　必须承认，央企不等于天然的垄断，越来越多的央企已经摆脱了垄断的色彩，成为完全市场竞争中的一分子，接受市场法则的洗礼与锤炼。比如中粮，其产品线从食用油、葡萄酒，到面粉、方便面、果汁，以及商业地产等，无一不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中粮在品牌建设、产品开发、渠道铺设上很难享受到央企的特殊关照，经营的好坏、盈利的强弱是企业家管理能力和商业决策的结果。那么，这类企业的壮大，是不是与民争利呢？
 

　　除了所有制属性不同外，这类央企看似与民企处于同一跑道，机会均等，可平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单从融资角度来看，当诸多民营企业面临资金“饥渴”，不得不借助于地下钱庄而拼死一搏时，央企一方面有利润留存体内循环，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乐意为央企放贷，资金充沛，弹药充足，所以2008年“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以来，央企开始了新一轮大扩张，而民营企业却受限很多。可见，即便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不少民企也拼不过财大气粗的央企，只能对好项目“望洋兴叹”。
 

　　所以，央企的“保增长”更应该是内涵式的、负责任的增长，比如强化内部管理，杜绝跑冒滴漏，改善管理也能够提高生产率。很多央企的亏损往往是管理不善造成的，甚至与内部腐败不无关系，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在任时，每天挥霍4万元，令人咋舌，后陈同海受查处时被控受贿近2亿元。相反，一旦循着外延式的粗放扩张增长路径，势必会“与民争利”，要么增加大众的刚性成本，要么挤压民企的生存空间，这恐怕谈不上是“重大政治责任和重大经济责任”的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