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剑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承认希腊债务不可持续，这也许将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分水岭时刻。显然，应对巨大债务负担的非正统政策应该获得更加严肃的对待，即使是在某些发达国家。

　　自希腊危机爆发以来，基本上存在着三个思维流派。首先是所谓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微博]和IMF)的观点，它们认为债务重重的欧元区外围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需要强大的政策纪律以避免短期流动性危机演变为长期偿债能力问题。

　　正统政策药方是扩大给这些国家的常规过桥贷款，从而让它们获得时间解决预算问题并采取结构改革以增强长期增长潜力。这一方针在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获得了“成功”，但代价是巨大的衰退。但是，三驾马车的政策没能稳定希腊经济，更不用说使之复苏了。

　　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斯-罗格夫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斯-罗格夫

　　第二个思想流派也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纯粹的流动性危机，但认为长期偿债问题最多只是个外部风险。问题不在于欧元区外围国的债务太高，而在于没有允许它上升到接近于足够高的程度。

　　这一反紧缩阵营认为，即使私人市场完全丧失了对欧洲外围国的信心，北欧也能够通过联署外围国债务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也许可以在最终由所有欧元区纳税人(特别是德国)共同买单的欧元债券的支持下实现这一点。因此，外围国不但应该被允许债务延期，还应该被允许采取强烈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只要它们的国家政府认为有必要。

　　换句话说，对“反紧缩派”而言，欧元区经历的是一场能力危机，而不是信心危机。欧元区没有集中的财政当局，只有一个不完整的银行联盟，这没有关系。道德风险或无力偿还债务不是问题。强化增长的结构改革也无关紧要。所有债务人在未来都能偿还债务，哪怕它们的历史记录并不完全可靠。无论如何，在财政乘数的作用下，GDP增长加速将解决一切问题。欧洲错过了免费的午餐。

　　这是一个逻辑清晰的观点，但其没来由的信心显得有些天真(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诡辩的文章)。结果，反紧缩派观点掩盖了强假设和高风险。事实上，在已经很沉重的欧元区外围国债务负担之上在添加贷款不啻一场豪赌，特别是在危机爆发时。

　　政治腐败根深蒂固，西班牙政府和金融部门之间的旋转门就是明证。双重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垄断仍然阻碍着增长，而寡头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捍卫自己的利益。在现实中，德国无法承担所有欧洲外围国债务而不影响其自身的偿债能力和信誉，特别是在有效的泛欧元区制衡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扩张性无限期担保也许有效果，但万一没有见效，那么外围国的经济腐败就有可能传染到核心国。

　　第三种观点是，在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前，欧洲债务问题应该从一开始就被诊断为偿债能力问题，并用债务重组和豁免来治疗，辅之以略微提高的通胀和结构改革。这也是危机爆发以来我的观点。

　　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在银行倒闭中受损失的应该是私人债券持有人，而不是爱尔兰和西班牙纳税人。在希腊，应该有更迅速、规模更大的债务减记。

　　当然，国家政府将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重组向外围国过度贷款的北欧银行——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而重组外围国银行则需要转移支付。但至少这时公众将理解真实状况，而结构和资本重组后的银行将能够重新开始贷款。

　　不幸的是，太多发达经济体决策者相信这些反正统政策只适用于新兴市场。事实上，发达国家多次求助于反正统政策减少债务积压。债务重组将让欧洲获得它需要的喘息机会。是的，如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ierBlanchard)所言，这会带来风险，但承担这些风险是很值得的。

　　那么，未来怎么办？更深度的欧洲一体化、更严格的银行股本要求以及更深度但主动的改革显然是一切解决方案的关键要素。进一步援助欧洲外围国家也是迫切需要。

　　但是，除了这些，欧洲的经验应该促使我们充分反思管理主权破产的国际体系。这可能意味着迎回IMF主权破产机制的就方案，也可能意味着寻求将IMF最近的希腊债务立场制度化。欧洲没有免费的午餐，从来没有过；但应对不可持续的债务有更好的办法。
        本文来源：新浪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