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已经是我连续第四次写博客谈论跨国公司在中国遭遇的挑战了，读者们可能会觉得我最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有点过火。
 

　　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一下，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时刻。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着各种迫切挑战。同时，中国的年轻一代正亟需规划他们的职业路径，摆在眼前的选择不仅更复杂多样，也更令人迷惑。
 

　　也许，对外企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审视还不是当前中国新领导层*3先考虑的事情，但涉及金融、经济、国企改革的很多方面都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造成重大影响，这些结果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对年轻人来说，从5年前甚至更早开始，a1就业选择的钟摆就已经偏离了跨国企业。对高级人才的争夺也变得愈加激烈。但在任何一个国家，求职意向的钟摆总是两头摇晃，到一定阶段总会出现回潮。
 

　　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还是筹谋事业发展的年轻人，抑或是评估与在华外企合作前景的CEO，对外企如何看待眼下在中国面临的挑战进行一下了解总是有好处的。
 

　　最近我在The China Law Blog上看到一段Youtube视频链接，内容是与此有关的一个演讲，题目为“在中国经商的五大挑战”。演讲人是业内广受尊重的专家、Control Risks大中华区及北亚执行董事Kent Kedl。
 

　　他在演讲中提到的五大挑战对我来说再真实不过。我就曾亲眼见过某些外国企业因为对其中某个或几个问题应对有误，导致在中国市场折戟沉沙。
 

　　Kedl先生提出的*9个问题是要首先明确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动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如果外国企业只看到中国市场的规模巨大，没有考虑清楚或拟定出战略规划就贸然进入，失败的机率很高。公司经营战略还必须获得各部门高层的广泛支持，短期即使未能如愿，也要确保不会发生180度的大逆转。而更长远的目光及战略规划是一笔巨大财富，二者缺其一都可能增添失败的风险。
 

　　第二个挑战就是各类经营信息不透明，在这方面企业会遇到与进入别国市场完全不同的情况。目前中国的透明度已比30年前进步了很多，但市场数据不足或可信度低仍让外国企业感到棘手。而某类信息周围还存在着危险的灰色区域，这些信息在别国本该属于市场调查领域，但在中国却仍被视作国家机密。
 

　　Kedl提出的第三个挑战 与上一个相关，但与市场数据本身无关，更多是关于如何对中方合作企业或个人进行确凿背景调查的难题。中国历史悠久，人际和家族关系绵延数代，企业形态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巨变，地域差异明显，环境极为复杂。如果不能充分了解企业背景的细微之处以及个人之间的联系，将会酿成代价惨重的错误。
 

　　Kedl提出的第四个挑战是了解政府在商业领域中的角色变化，领会其对规章制度、市场准入、投资奖励等构成的影响。在开放前，政府、企业和媒体实为一个统一整体。中国的改革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大方向是让政府和军队脱离经商行为，使市场监管机构独立于经营单位。但是，在各地区和行业，这项改革的推进程度各不相同，尚处于试验阶段，仍需调整和完善。外国企业需要充分掌握相关信息，以减少政府对企业运营造成的意外影响。
 

　　布鲁斯学会曾在2011年出版了Ken Lieberthal教授的《管理中国挑战》一书。书中，Ken Lieberthal教授探讨了外国企业了解中方潜在合作单位或相关政府机构的汇报关系（如领导关系、业务关系等）的重要性。这类信息并不算作机密，虽然没有摆在明面上，但只要有心打听还是可以获得的。这对了解中方潜在合作伙伴或监管机构的组织架构很有帮助。
 

　　Kedl提出的第五个挑战是中国的经商模式仍存在极强的本土性和地域性，某个城市的成功做法到了另一个地方可能会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一个适用于各地区、各企业的“万能”方案。与五年前相比，目前这个问题和外国投资者的关联更加密切，因为中国3、4、5线城市的经济发展迅速，重要性也在不断地提高。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同样可以应用于中国政府的决策者、潜在的商业伙伴以及求职者身上。
 

　　大家从各自的角度了解在华外企所面临的挑战，对各方来说这都是一个天赐良机。
 

　　蛇年将会是外国企业反思和调整其中国策略的关键年，在总结过往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把握新的政策导向。
 

　　这同样适用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无论是出去还是进来，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挑战和瞬息万变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