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于高层短时间内密集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在中国急剧升温，大有迅速跻身“显学”之势。但是很显然，其所依据的供给经济学并非新的发明，于现实实践，国际上亦早有成功案例。因此，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为何突然大热，供给经济学在中国为何长期遇冷，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没有什么词语能够比凯恩斯的这句话，更准确地传达了“凯恩斯主义”对于那些渴望经济立即增长、永续增长的人们的吸引力。应该承认，“凯恩斯主义”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也每每在中国经济形势黯淡之时，显露“神迹”。

但是，无论如何神奇，无论怎样适合中国的土壤，“凯恩斯主义”也仅是众多经济理论之一——它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放之四海而皆准且永远准确。即便“凯恩斯主义”之于中国经济依然有重大助力，也没有必要完全“一条腿走路”。而考查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教训和当下现状，“凯恩斯主义”也愈加明显地显露出其后遗症。正因此，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增长失速之时显示出了广阔的前景。

综合众多学者的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现实大体由产业结构性改革入手，进一步到放宽准入、放松管制、减税以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制度建设等几个发力点，其要义都源于供给经济学所主张的对于生产的刺激和激励。从现实实践上，供给经济学主张减税以及减少政府干预，典型的案例则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前者侧重减税，后者侧重私有化改革。而从中国近期的一些政策动向来看，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但是坦率地说，这种切入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5挑战：中国的行政习惯和行为方式太适合“凯恩斯主义”。而相比于“凯恩斯主义”的“利益均沾”“立竿见影”“皆大欢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且见效也可能是缓慢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想真正落到实处，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取决于能否下决心“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