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改革”如西药，“供给侧改革”如中药。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一些进口产品受到国内消费者追捧：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卖出了224万升进口牛奶，接近中国人每天液体奶需求量的一成；进口奶粉再度刷新成交纪录；不仅奶粉，日本马桶盖、韩国化妆品、美国手机等都在最畅销的“海淘”商品中名列前茅……

其实，国内也有类似的产品，但是，中国消费者却看不上眼，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一些产品品质不好，所以不受待见了。这并非简单的“崇洋媚外”，它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更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不足的矛盾。

巧合的是，“供给侧改革”这一新概念在“双十一”期间火了起来。在“双十一”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改革”已进入公共决策的讨论阶段，这一略显生僻的经济术语，正日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热词”。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11月15日，习近平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

9天内5次提起，中央决策层如此密集发声，“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及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改革也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的革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市场供给结构，逐渐达到供需平衡，不但改善民生需求，中国经济可望出现有质量、有效率的增长。”

事实上，“供给创新”已被写入201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显然，“供给侧改革”将成为中国“十三五”时期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而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社会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上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扩大而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但是，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不断扩大的投资在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即结构性矛盾。现实情况是，只靠通过“总需求”的调控来实现稳增长已经比较艰难，有必要转到“供给”这一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想通过供给侧的调整，改善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使社会供给能够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单纯的扩大供给，而是根据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压缩过剩的产能，增加短缺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补足供给的短板，使供求在更高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不能单纯强调需求管理，只能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从解决结构性矛盾入手，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的根本措施。”张世贤说。

强调“供给侧改革”并非意味着拉动总需求的改革不重要了。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这足以说明需求的重要性。

有人将能够短期显效的“需求侧改革”比作“西药”，更重长远的“供给侧改革”比作“中药”。“西医”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医疗法如文火慢煮，综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浓。

张世贤表示，扩大需求作为行之有效的宏观管理措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直接扩大各类投资需求，直接形成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确实见效非常快，一般3~6个月就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

而供给侧的改革偏重于结构调整，“供给侧的改革首先要满足人民群众最急需又得不到的需求，然后才能创造出潜在的需求，这都需要一个投入、建设、供应、购买、消费、认知、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要经过长期反复的市场试验行为才得以稳定，当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张世贤说。

“双十一”期间，老百姓更多选择外国产品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国内一些同类产品的质量无法满足需求。究其实，国外马桶盖、奶粉畅销国内，都是我国产品创新不足导致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要实现创新驱动，就需要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就涉及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方面都要进行改革。

如果说马桶盖问题是我国的创新不足导致的，那奶粉问题就是政府的监管和标准出了问题。

“我们需要反思，政府出台的标准是不是太低了？监管是不是太松了？或者说，监管体制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导致直到现在消费者的主权都得不到维护。”刘尚希说，因为我国的一些政策长期维护生产者的主权而忽略了消费者的主权，才导致了产品问题频出。

现实是，中国人对手机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在国内iPhone手机甚是走俏，本土品牌却难有高端货，消费外流就在所难免。在刘尚希看来，消费外流跟政府的失职有直接关系，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出现政府既缺位又越位的怪现象。

“政府越位压缩了市场的空间，导致企业创新的动力不够，比如说，针对企业的补贴太多，补得企业都不想创新了，因为政府的钱能赚到，何必去挣市场的钱，这就是越位造成的；政府缺位导致产品买起来不放心、消费者不敢买，或者就算买了也是提心吊胆，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兴趣就转向了国外，表面上看是对产品的信心问题，实际上凸显出政府监管的问题。”刘尚希说。

目前我国是通过降低关税的办法进口更多国外的产品使消费回流到国内，刘尚希对这种做法并不认同，“如果政府监管缺位，再搞什么新花样也不行，消费需求也释放不出来。降低关税、把外国的产品放进来倒是可以扩大消费，但不是扩大内需，也不是促进结构调整的做法，拉动的是国外的生产。可能短期之内消费者有一点利益，从长期来看是不利的。”

“十二五”期间，针对需求不足，我国出台的很多政策重点均在需求侧发力，采用的这种“西医”疗法，无疑对稳定当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效果。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亟须供给体系跟进调整，此时“供给侧改革”应运而生，理应作为医治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剂中医良药发挥应有的功效。

不得不承认，国内假冒伪劣产品盛行是消费外流的直接原因。而目前我国针对损害消费者利益、损害消费者主权的行为一般采取的是“麻杆打狼”的做法。麻杆，是纤细而脆的植物茎秆，看起来是个棍子，却无法承受大力，不能作为武器。这个比喻，主要是我国的一些政策还是对生产者有所顾忌，不敢轻动。为了经济增长、为了发展，还是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对粗制滥造的假冒伪劣产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对企业进行保护，无形中就把消费者挤出去了。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政府相关部门首先要立标准，其次还要严监管。按照依法治国的精神，要严格执法。”刘尚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为什么在国外一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赔偿的都是天文数字？就是要你下次再也不敢乱为了。我国企业有多少是因为生产假冒伪劣的东西而坐牢的呢？”

刘尚希表示，应该把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只有把消费者放在*9位，需求就出来了，“企业如果不创新就活不了，创新自然就有了动力，也就认真生产了。”

其实，《中国制造2025》已经指明了制造业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中国部分产品的品质信誉也会逐步提升。可以预言，未来，通过供给端不断地改革、完善，那些质量好、价格低的好产品将不再需要“海淘”，中国消费者的钞票也不会再大量流向国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