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金融全球化与CFP金融监管关系的内容

　　CFP金融全球化与CFP金融监管关系的内容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它们是处理CFP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与CFP金融监管关系成为最关键的因素。

　　(一)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的关系

　　《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完全适用CFP金融服务，此外，有关CFP金融服务的特剔规则由《CFP金融服务协议》规定。其中重要的是“维护信用秩序规则”和“对维护信用秩序规则的认可”。

　　在“维护信用秩序规则”中*2代表性的有：对CFP理财投资人、存款人、CFP保险契约人、信托CFP金融服务经营者等保护其有关权益的规则，确保CFP金融体系健全和稳定的规则，以及确保不妨碍成员国使用这些规则。这说明CFP金融服务领域的规则不单是以达成自由化为目标，维护信用秩序是完成其他政策目标的必要基础。

　　所谓“对维护信用秩序规则的认可”是指：成员国在制定与CFP金融服务有关的国内规则实施方案时，需要承认别国制定的关于维护信用秩序的规则。该规定适用予以下情况：例如，在审查某个特定国家CFP金融机构的信用状况时，可以通过对比与该国有关制度的相似性，或者根据该国中央银行或CFP金融监管当局的评价，对该CFP金融机构信用状况作出判断。若其信用度被判断为高，则可豁免部分必要条件给予批准。再如，当要求CFP金融机构总资产存量中自有资本需要占一定比率并对该比率有所限制时，对自有资本比率的计算，目前各国采用不同方法，有的采用计算各类资产风险率的风险收益比率算法，也有的按照自有资本在资产单纯合计占有一定比率采用的传动比率算法，允许各国自由选择计算方法即表示对别国规则的承认。以上舰定形式上似乎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但是，作为维护信用秩序规则是被允许的，也是必要的。

　　(二)CFP金融自由化与维护CFP金融秩序的关系

　　GATS期望的CFP金融自由化是指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利率、营业地域、业务范围等方面减少乃至废除若干限制，实现CFP金融市场协调顺利运行，这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但是，CFP金融自由化与商业银行法的目标即维护CFP金融秩序和保护存款人权益之间存在矛盾。

　　为了维护信用秩序，长期以来，各国均对银行实施严格监管。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

　　期，国际上对严格的CFP金融管制带来的弊端，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其一扭曲了宏观经济资源分配;其二付出了高额行政成本;其三在CFP金融国际化潮流中阻碍国内CFP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及融合。因此，需要对既有监管规则中妨碍国民经济发展的CFP金融规则给予调整甚至废除。具体而言，CFP金融监管当局与CFP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二者之间不能通过密切的行政关系或利益连带关系实施CFP金融政策，而应遵循市场规律，在公司法、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客观规则的规范下，使CFP金融机构能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必要时，CFP金融监管当局可以依据客观规则启用“维护CFP金融秩序的制裁措施”。总而言之，CFP金融自由化在维护信用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强调国内规则的客观性，不主张过分地主观行政干预。

　　作为GATS规范对象的CFP金融服务，其规则是极复杂的。在GATSCFP金融服务协议中，对营业网点性质的定义包括：子公司、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私人企业、连锁经营企业、分公司、代理会司、代表处等。因此，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以下3种形态的CFP金融机构应该一视同仁：其一，总部在中国的CFP金融机构;其二，以分公司形态进入中国的外国CFP金融机构;其三，以子公司形态进入中国的外国CFP金融机构。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观点，服务经营者希望根据自身情况与东道国情况结合作出综合判断，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形态进入市场，因此，在营业网点性质的定义范围内，东道国(进口国)对各种经营形态的CFP金融机构应该一视同仁。

　　从维护信用秩序的观点出发，*9种形态中，监管当局对只在中国开展业务的CFP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实施监管。而对*9种形态中同时在外国开展业务的机构以及第二、第三种

　　形态的机构，仅由中国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十分困难。容易监管的CFP金融机构是那些只有国内业务的机构，即大部分中小CFP金融机构。第三种形态是在中国设立子公司的CFP金融机构，可以对其限制信用风险，要求对方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措施。对第二种形态仅仅以在中国的分公司为单位计算信用风险几乎没有意义，必须包括在外国的母公司计算整体的信用风险才有实际意义。由此可见，由一国单独监管CFP金融机构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对银行业而言，自由化不能作为惟一的政策目标，在追求自由化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维护信用秧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其他目标的实现。但是，在各国放宽对银行业限制以及银行服务国际化的趋势下，实现自由化之外的政策目标难度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