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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青:下辈子还做老师

来源：高顿网校 2014-07-14

　　丹青本指庙砂与青雘，因其不易褪色，以此比喻一个人功绩昭著，又因丹册多记勋，青册多记事，故“丹青”也意同史册。走近香港中文大学杨丹青教授，就好像缓缓展开了一本未完待续的“史册”，那些生动的色彩墨迹未干，新的篇章已经开始书写。

　　访谈时间定在初秋，当得知我们坐了近两小时的地铁时，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太辛苦你们了，学院离这里确实有点距离！”平淡的语气中满是关爱，让人倍感温暖。

　　初秋的上海，风里透着丝丝凉意，而杨教授脸上的笑容就好似秋天里的阳光，温馨恬静，叫人迷恋。

　　财务会计太美妙

　　“史册”翻到1987年，杨丹青从复旦大学信息管理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1989年，她成功申请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以下简称康大）经济学博士，还拿到了福特基金会奖学金。得益于扎实的数学功底，*9年的学习非常轻松，但她很早就考虑起了自己的“生计”。

　　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博士供过于求，就业难，薪酬不高，而会计学则相反。以康大为例，每届经济学博士的招生人数多达二三十人，而会计学博士仅有两三人。真要转学会计，她还是有所顾虑。“在复旦，我只学过一门会计课程。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会计还有博士学位。”

　　虽说初衷是为了生计，但杨教授投身会计事业并且为之奋斗二十余载的真正动力，还是源于她对财务会计的热爱。“一开始学习，就发现它是一个奇妙的信息系统。这么大的企业一整年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能够在三张表中反应出来，很奇妙！”回忆起与财务会计的初次邂逅，她有种难以掩饰的兴奋。

　　20世纪90年代，国际会计准则发展初期，各国都心存疑虑。学术界普遍认为，每个国家报表的使用者不一样，因此会计准则本来就不应该一样。比如，德国企业大多注重内生发展，仅有的财务信息披露也是面向有限的几家债权银行和大股东，这和美国企业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下需要面对广大公众投资者的情况很不一样。

　　这引起了杨教授的浓厚兴趣，她着手研究财务信息的不可比性对国际资本市场资金流通的影响。随后，她以此为题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三年半的时间，她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而通常博士毕业需要五至六年。

　　此后，学术之路一发不可收拾。据不完全统计，她在The Accounting Review、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等顶级杂志发表多篇论文，研究主题涵盖IFRS的有效性、财务信息可比性、新兴市场中运用公允价值的挑战、财务报告环境与国际资本流动、财务会计处理与真实经济活动的关联等。

　　说到博士论文，杨教授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导师David Guenther教授。“导师自己对国际会计准则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也不多，为了指导我，他也去从头学习。但他一直鼓励我积极去探索。”她非常感谢导师的帮助，感谢导师不厌其烦地帮助她修改论文，“把我的中式英语改为地道的美式英语，导师几乎是要重写。”有感于David教授的言传身教，她也萌生了做老师的念头。

　　初为人师

　　其实，留学初期的艰辛还不算什么。在她看来，这一辈子“最艰辛”的日子，要数她刚从经济系转到会计系的*9个学期。语言和会计专业基础薄弱的双重压力让她苦不堪言。“我们还要上哲学课，即便是中文的哲学书都非常晦涩，更不用说英文教材了。但更大的麻烦是要给本科生上管理会计课。”美国公立大学的博士生必须要给本科生单独开课，完全没有接触过管理会计的她只能一边自学一边教本科生。

　　“这段经历，我永生难忘。还记得*9次去上课，我的腿简直是千斤重，像灌了铅似的。以前我一直觉得这只是一种形容，但那一次是真的走不动，我是非常艰难地把自己挪到了教室。”那段时间她甚至连做梦都在上课，担心听不懂或者答不出学生的提问。更艰辛的是，她身边还有才一岁半的儿子需要照料。

　　“两个月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脚步变轻了!”当问及重获自信的原因时，她说：“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就是日积月累的努力。1个半小时的课程我起码要花20个小时去准备呢！”

　　博士毕业，她想回到熟悉的环境中任教。找工作时，走在香港的街道上，那些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随后，她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凭借自己杰出的教学和研究成绩成为了中大会计学院院长。不过，在杨教授眼里，院长并不是什么“好差事”，分身乏术的她发现自己反而更加热爱学术了。于是，2013年7月她辞去了行政职务，只做最纯粹的研究和教学。

　　近几年，杨教授对“中概股”在境外市场的遭遇有颇多关注。她用“几个烂苹果毁了整片森林”来形容它们被频频做空的处境。“说到底还是与企业的信披不透明有关。外国投资者的信息有限，在购买中国概念股的时候看的其实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旦某只股票被做空者证实造假，其他好的公司也会跟着遭殃。”

　　对于当前国内企业财务信息缺乏透明度，财务管理人员难以保持独立性的现状，杨教授非常担忧。“国内的造假成本太低，甚至我们有些学员也没有认识到信息透明度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有的还认为，财务是为企业的各种政策服务的，为了企业的利益，财务是要做让步的。这是不对的，财务会计的目标是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业绩，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信息。只有这样，财务会计才具备重要性，财务人员的地位才能提高，CFO才能成为企业*6决策层中的一员。”

　　自我成长

　　不论是为人还是做研究，杨教授都始终怀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自我成长”。

　　回忆起在康大读博期间，“很多课只有两个学生，上课就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的美国同学能说会道，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他说一百句我才能说一句。两相比较，我就非常非常担心自己的未来。后来我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一位学长，他对我说博士学习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每个人的成长轨迹是不同的，永远不要去和别人比。”这一席话让杨教授终生难忘，她也跟每一位博士学生分享过这段经历。确实，该同学是美国人，入学前已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多年，无论在语言上还是专业上，都有杨教授无法企及的优势。正所谓，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专注自我成长，就可以让内心平静下来。更何况，我也不是一点优势都没有，逻辑分析、勤奋学习，这都是我的独特优势。”

　　人生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完善、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成长是坎坷的，我们应该不断地自我解剖，自我反省，在问题中寻找突破。杨教授非常期望学员能够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静下心来学习。“既然到了学校就用心去多学一些东西。有些课程可能现在用不上，但知识是一种积累，不要只学那些马上就能用得上的东西。知识越广，层次就越高，境界也越高。”杨教授觉得以前学的经济学一点都不会浪费，经常会给她新的启发。

　　“学生是我这辈子*5的财富”

　　作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EMPAcc项目港方负责人，杨教授对于项目之所以能够获得学员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有着自己的看法。

　　首先就是“父校”+“母校”的合作模式。学员往往把香港中文大学称为“父校”，而把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称为“母校”，双方实现了优势互补。“SNAI主管招生和项目管理，工作很有挑战，但我接触到的同事们都非常能干。”其次是强大的师资力量和案例教学的模式。杨教授自豪地说：“口碑是靠教学和服务共同树立起来的，而中大每一位老师都非常敬业。我们的老师都要求做科研，标准很高，而且每年都有国际交流，借此能最快速地掌握国际*7的研究成果，并启发自己的研究。我们会把*7的研究成果融入到教学当中去。”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师生互动。“项目有六七十位同学，他们的视野非常开阔。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上课，而是在互相学习。”“刚来这边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学生给我送了一套瑜伽CD，说看到我脸色不太好。

　　当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杨教授有一次无意地提到以前因外婆住在苏州，常去苏州，很想再去看看。后来几位苏州的学员就经常向傅老师打听她在上海的行程，一定要带她回去看看。还有些同学会时不时地带一些小纪念品给她。师生情谊，羡煞旁人。

　　每年，杨教授最开心的就是看学员毕业，“学生是我这辈子*5的财富，下辈子我还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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