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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从他走进注会历史

来源： 高顿网校 2014-07-14
　　对于张克，从前在公开场合见过几次，但总觉得找不到可以交流的契机。这次因为“会计口述历史”的采访走近他，得以近距离地感受这位注会行业的传奇人物。
　　出乎我意料的是，和我从前感觉难以接近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直率、坦诚；他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是能讲则讲，不能讲也绝不虚与委蛇。
　　“会计口述历史”的宗旨是抢救会计历史，但以张克60岁的年龄，和以前采访过的一些90岁上下的老先生们相比，实在是太年轻了，确实还没有到需要“抢救”的年龄。但张克一语道破了我们此行的初衷：
　　“我在这个行业里应该算是年轻的元老。恐怕这个行业里跟我同辈份的人，现在数不出来5个。别看我们现在从业的有很多年长的人，有些70多岁，甚至快80岁，虽然年岁比我长，论辈分都比我低。”
　　2013年5月17日，在北京信永中和总部，张克接受“会计口述历史”专访。
　　正如“会计口述历史”的项目负责人尹成彦所言，采访张克，不是在抢救价值，而是因为他是带领我们了解注会行业的一把钥匙。
　　因此，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在信永中和张克的办公室里，我们在他浑厚淡定的声音的带领下，穿越回了20多年前……
　　和注会行业一起“踏入社会”的年轻人
　　1982年，年轻的张克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他毕业的*9份职业，就是从事财务咨询。而那时候，中国的注会行业还是一个初生的婴儿。
　　“在中国，大约是1981年下半年到1982年，开始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雏形出现，但是没有一家叫会计师事务所。它们叫着不同的名字，咨询公司、会计顾问处、会计服务处、会计咨询中心……最早最有名的是中华财务会计咨询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上海的会计顾问处，另外还有北京的一个，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
　　作为文革结束后的*9批大学毕业生，张克很幸运地被分到了当时知名的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这家公司的财务咨询部门正是信永中和的前身。张克从此和注会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十年间，起起落落，曲曲折折，但从来没有放弃过，离开过。他和这家公司及其后衍生出来的机构一起见证了新中国注会行业的波折和成长。
　　198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颁布，条例规定，“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机构为会计师事务所”。之后，所有从事民间审计的机构才统一规定名称为某某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会计师事务所。
　　张克高度评价这一事件，“1986年中国注册会计师条例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它*9次使这个行业有了一个规范，一个指引。从那个时候起，整个行业才逐步走上正规。而在这之前，整个行业混沌一片，大家各自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做，参差不齐。”
　　但在1985年，张克就已经是注册会计师了。除了排在最前面的像李文杰这样的老先生们，张克是新中国*9代最年轻的注册会计师。
　　“我大概算第二批。因为当时评*9批注册会计师有一个条件：从业20年。第二批，大概适度放宽了一些条件。*9批基本上都是些老人家，第1号就是我们中国国际咨询公司的李文杰先生。我应该是六十四号。”
　　中国的注会行业为什么会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为什么不是先有会计师事务所，而是先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机构？为什么是先有注册会计师，后有会计师事务所？张克认为，这些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因为改革开放，外国资本进来，就要组建合资企业。人家一组建合资企业，马上就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的财务报表谁来审？这样才产生了对注册会计师的需求。因为你有没有机构、有没有制度都得先有人做这个事，否则这个企业就没法运行下去，或者说得重一点，这会成为引进外资的障碍。这样就出现了注会这个行业。后来才觉得必须要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因为这是一个国际习惯。
　　“黑头发”的事务所负责人
　　就在被评为注册会计师的同年，张克被提升为正处级干部。那年他才32岁。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的正处级干部基本上都在40岁、45岁甚至更高一点的年龄。“在当年确实是非常年轻的了。”
　　1986年下半年，张克率领他领导的财会咨询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设立了中信会计师事务所。那一年，张克大学毕业刚刚4年。
　　在1980年代的上半期，甚至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甚至后期，当时的注会行业基本上是由老人主宰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却是由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来领导，确实不同寻常。当时主任会计师，或者所长一开会，用注协老前辈丁平准先生的话说，叫“白发丛中一点黑”。
　　但在张克看来，这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我大学不是学会计的，是学投资的。分配到中信集团，然后进了下面的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开始是做财务咨询、管理咨询这样的业务。做着做着，就转到财务会计这方面来了。后来我组建了财会咨询部门，并一直担任部门经理。而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就是以这个部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由于当时大家对注会这个行业还很陌生，又没有传承的经验，于是张克请来李文杰先生、季树农先生、于家騋先生、钱锵女士等老专家、老前辈。后来随着业务扩大，又请了一些相对年轻的专家也参加了中信事务所的工作，包括中央财经大学的李爽、李天明、李翠芬等等这些日后在会计界知名的专家教授们。他们的加入，大大地助了中信会计师事务所一臂之力，使得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当时树立了很大的名望，成为和当时财政部嫡系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几乎齐名的大所。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特色。可以说，任何一个事务所都没有集中这么多过去的老先生们。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能找到一条相对比较正确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外国企业进入了中国，同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当时的“六大”，也随着他们的客户进入了中国。
　　“‘六大’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后期都已经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但是受到了竞业的限制，不可以签署报告，不可以收费，只能做一些联络沟通或者提供咨询这样的一些工作，因为他们的客户到中国有这种需要。”
　　1992年下半年，*9家中外合资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开始组建。这缘于财政部当时的一个决定。财政部要在中国选取六个质量好的单位，来跟六大分别组建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但实质上是合资事务所。
　　“当然财政部可能有一点偏心，最后实际上是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一家跟三家组成了合作机构。毕马威华振，这是*9家组建的，还有安永华明、安达信华强。三个华字头的，都是中华的。”
　　剩下的三家，有两家是上海的事务所，分别是上海大华和普华组成普华大华，上海上会和德勤组成江沪德勤。还有一家北京的事务所，就是当时在业内和中华齐名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和永道一起组成了中信永道。
　　除中信之外，其他几个事务所合资组建的方式，都是中方派出几个人的小组进入到外方事务所。但中信的做法则不太一样。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张克的坚持。
　　“当时中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经叔平也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我们在跟永道谈的过程中，他就跟我商量，说我们怎么合？我就提出一个我很坚持的意见：要合则全合，要不合我们就不合，我们自己也可以发展得很好。”
　　1992年12月11日，中信和普华合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后，中信董事长荣毅仁接见外方代表。
　　1998年，在永道年会讲话。
　　因为张克认为，如果只是部分地合，会引来很大的麻烦。首先，员工谁去谁留？中外合资企业的待遇跟国内所肯定不一样。还有，业务来了放在哪边，两边都是自家的，都要去管。那时候还没有同业竞争的意识，但是他感觉到这会给管理上带来极大的困惑。
　　最终，六家事务所中，只有中信基本上是整体地和永道完成了一个合资。这导致了中信永道的管理模式和其他五家合资事务所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中方的话语权上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这六大里，除了中信永道，中方基本上都大权旁落，丧失话语权，成了一个摆设。这个话当然说得重了一点，可能会刺激一些人，但是事实如此，就是说基本上成了被外方完全控制的事务所。”
　　合并之初，张克担任中信永道的副总经理，分管业务、财务、人力资源、审计、管理咨询等等。四年后，他升任中信永道的总经理。“我不管当副总经理，还是当总经理，还是当什么，角色不重要，但主要控制权始终在我这里。”
　　合资的几年间，在六大合资事务所中，中信永道保持了最快的发展速度，很长时间都在六大中排名*9。
　　“人数*9，收入*9。永道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在六大里面，哪个国家都不是*9位的，只有在中国，在那个时候，它成为*9。”
　　张克说，永道方面对合资事务所的贡献主要是先进的技术系统和管理体系，以及对专业的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很认真严谨做事的作风。这对于张克后来创建和管理自己的事务所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理性进取的信永中和当家人
　　1999年，对于中国的注会行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这年4月，财政部印发了《会计师（审计）事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类会计、审计事务所一律与所挂靠的部门脱钩，并且定下了严格的时间表：所有的事务所必须于1999年6月30日前提出脱钩改制方案；1999年12月31日前必须完成脱钩改制工作，逾期未完成脱钩或改制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予以注销。
　　张克将脱钩改制和《注册会计师条例》的颁布相提并论，“《条例》出来以后，可以说给大家有一个方向的引导，但是并没有改变那种大家是吃皇粮的意识和概念，因为依然是由这些厅局设立事务所，人员也大部分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这种状况应该说到1990年代以后才有所好转，但是彻底改变是在1999年脱钩改制，是彻底地跟政府断开了。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几乎同时，国际上永道和普华两个重量级的大所合并。张克身在其中。不了解内情的人很容易把张克这个时候离开中信永道和永道普华合并联系起来。但张克说，这只是一个契机，并不是因为永道和普华合并，他就要走。
　　“我在中信永道干了七年，我当然会有一些思考。我曾经针对他们不重视中国客户的问题和他们谈，我甚至用他们的例子来说，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你们去算算比例，你们的本土客户一定占到70%以上，你的国际客户只是个小部分。为什么到了中国，眼睛就全盯着国际客户，所有的资源都保证国际客户，中国的客户都排在第三第四序列？我说这是短见的，将来不会有一个持久的健康发展。”
　　除了观念上的分歧，最重要的是张克心里一个很质朴的想法驱使他下决心离开永道：“我觉得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好像给老外在打工。我觉得我即便有一点聪明才智，也不能全卖给外国人。我觉得我得自己去创建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事务所。”
　　中信和永道当年整体的合并，虽然给双方的发展都带来很大的益处，但是，现在却成了张克必须面对的困境。因为中信和别的事务所不同。别的事务所都还有依托，团队在，客户群在，什么架构都在，财务的状况也在。那时候张佑才张部长有个导向，就是说要尊重会计师的智力劳动。意思就是说，得给会计师留点钱，不能说一脱钩改制，背后的东家把钱全部拿走。所以，所有的事务所在改制的时候，在财务处理上都是一个分账的概念，基本上最多就是拿回来一半，留一半。
　　“而我，一步走出来什么都没有，财务是0，因为人家两边是中外合资企业，人家说按照中外合资法，这叫清算。清算完了，各自股东拿回去50%。你的所有的财产，连你的桌椅板凳都归我股东所有。还有一点，就是说，普华永道并不希望你去成立事务所，它并不在乎那点钱，但是它为了打压你，也希望把你赶尽杀绝。”
　　虽然资金肯定是没有，客户也不见得有，但让张克感怀的是，当时中信永道180多名员工，尽管永道方使出种种阻拦招数，但最后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坚定地跟着他出来了。
　　“我1999年底走出去，实际上就是有一点追求，有一点抱负，就是想做一个品牌事务所。所以一开始我们走的路子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先打基础，建内部机制、建管理体系，现在这方面在国内事务所行业是独树一帜的。大家都知道信永中和的管理好，都知道管理跟其他所不在一个层次上。这跟我们从开始就重视管理有关。”
　　而要想成为品牌事务所，成为一个百年老店，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得不考虑国际化的问题。从2004年开始，张克和他领导的信永中和就开始考虑走向海外的问题。当时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要打破四大对H股的垄断。
　　“我们这边客户做得好好的，培育得差不多了，公司一到国外上市，我们就得拱手相让，就得交给四大。你眼睁睁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引起我的思考。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得有突破，否则我们就是很被动的。”
　　2005年，信永中和收并了香港的何锡麟会计师行。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不仅在会计界，甚至在整个财经领域造成了轰动，成为2005年中国的十大财经新闻之一。媒体称之为“香江突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内的事务所这样做过。
　　从那以后，信永中和就开始有规划地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建立自己的国际网络。到现在为止，用这样的方式走向海外的，信永中和仍然是中国国内事务所*10的一家。
　　虽然这种方式比较辛苦，投入也很大。但张克觉得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既然还有点儿志向，你还希望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品牌，你就必须这么做。当然等到你有一定影响力的时候，你可以去收并其他的事务所。在你没有足够实力的时候，只能靠自己去建。”
　　在张克平静有力的声音中，我们跟着他一起走出了30年的历史甬道。对面这个60岁的男人，一路走来，见证了新中国注会行业的历史。而他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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