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界一代学人——怀念我的父亲林树湘教授

　　父亲离开我已经将近40年了。他在1976年2月因病去世。终年68岁。他生前有两口旧皮箱，看的很珍贵。谁都不许动。文革期间我家幸免抄家。近年我清理家里旧物，好奇打开皮箱。里面是父亲从小学，中学，大学的证件。还有他的讲义手稿，书信往来，审计凭证及大量古籍线装书。资料保存之完整，全面。令人感慨惊奇!这些“已经穿越时空将近百年”，珍贵的民国史料已经引起我国会计学界，和国内档案专家的关注和重视。父亲对自己档案资料整理之清晰，分类之科学。体现了一个会计人做事精细入微的一面。

　　父亲林树湘(1907-1976)，字文杰，湖南湘潭人。祖籍福建莆田。祖父林梅丞，做过晚清的承审官。后经商，“因为人公正廉明，有了长期的信仰。被福建帮会和湘潭帮会公推为福湘商会会长”。祖父42岁时，父亲出生。

　　父亲“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光绪三十三年)也正是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帝国主义的炮舰早已轰开中国的大门。满清王朝的朝野上下都在谈维新。而以改良主义出现的康梁新政，也只是昙花一现。仍然不能挽救满清的命运。所以就在辛亥那一年，*9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摧毁了满清腐化的统治。”

　　那时父亲四岁，“适时所接受的文化也就是一本三字经。7岁时在福建会馆开的一所旅潭培英初小读了一年。(因家里商业停顿，家里父亲停下来)。从8-13岁改读四书五经”。

　　先是祖父，祖母教了两年。后三年由父亲的舅父教。四书五经让父亲“矩步归趋，不敢蹦跳”。

　　祖父还是较开明，感觉再不能让这个13岁的孩子“木讷，固执”下去。15岁时将他送进湘潭“遵道”小学。(美国长老会办)一年后父亲直接跳一级，(17岁)考进“益智”中学。一年后又转入醴陵“遵道”中学。初中读了两年。又跳一级考入湘潭“益智”中学高中。读了不到两年高中，家道中落。父亲改去教私塾。他自幼四书五经启蒙，而后转入“新学”。

　　父亲小学，中学读的都是“西人办的教会学校。因而打下扎实的英文底子”。

　　23岁时，父亲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是“五卅惨案”的产儿，具有革命传统和民族气节。因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阻止中国学生参加反英示威，侮辱中国国旗，全校师生激于爱国的义愤。脱离该校而奋起创立的一所大学”。校长张寿镛。(曾任民国财政部次长)。副校长谢霖。(留日。中国会计师*9人)

　　父亲入学时，读的是光华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系。第二年转入商学院会计系。(光华大学以商学院著名，商学院又以会计系称强)。这时祖父的生意又有“些许起色。将长沙的‘中和南货’铺号开进上海”。

　　1933年，父亲读了四年后大学毕业。(1931年和我母亲赖茀秀结婚。我母亲客家人。娘家为福建大绸布商。母亲大家闺秀。福湘高中毕业)。

　　1933年10月，父亲由“上海正则会计事务所”派往长沙电气公司“改订新式会计制度。事后并指导实施”。

　　1935年父亲派往武汉，“先后为武昌水电厂和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设计自来水和电气两部分会计制度，并在汉口正则会计事务所担任助理会计师。稽查，办理该地工商业查账及信托事务”。

　　1936年父亲“因重庆会计业务发达，需人主持，于当年4月奉谢霖派遣，筹设重庆正则会计事务所”。此时他“已取得会计师执业证书，即在该所任常任会计师”。

　　1936年8月，父亲“被奉调到成都省政府查账，会计移交纠纷案件。并筹设成都正则会计事务所”。并“受托设计成都启明电气公司会计制度”。

　　“这年间，在川南乐山一带，整理该地嘉裕电气公司，嘉裕纸厂，审核公司账目。并在五通桥设立正则会计事务所和正则会计学校”。

　　与此同时，父亲“除在省城成都担任工商业常年顾问，会计师外，常年办理法院委托的债券债务清算案件”。

　　1937年底，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光华大学迁至成都。父亲1938年和谢霖先生一起，参与筹建成都光华大学。父亲以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经过助教，讲师阶段，受聘于成都光华大学教授。同时兼任与北京朝阳学院会计训练班，四川公路局会计训练班教授，航空委员会(空军经理会计训练班教官)，四川农村合作指导人员训练所教官。讲授‘高等会计，政府会计，改良中式帐，会计法令”。

　　父亲在这时与谢霖先生合著《政府实用会计》。由父亲执笔完成。(父亲手稿还在)。

　　1941年.“抗战进入紧张时期，物价上涨，公教人员入不敷出”。父亲在1942年离开学校，到川康银行盐业部，张芭马煤矿，五通桥化学公司担任顾问。建立“盐场采卤制盐会计制度。煤矿产，供销会计制度。同时稽核盐场运销业务和一般业务的组綫稽核业务”。

　　此时，父亲已是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因为伯父生意上的大手大脚，“阔嫖阔用”。家里生意遭到打击。连带父亲的五弟一病不起。祖母也伤心离世。父亲从此“一人挑起整个家庭的常用”。

　　1947年，父亲“受聘于成都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理学院，省立会计专科学校，私立光华大学”。(后改为成华大学——即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

　　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搬回上海，，将成都光华大学交给成都。(上海的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后来组成华东师大。即现在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父亲“其间在各大学讲授“会计学，会计制度，高等会计，会计报表分析，采购学”。

　　1948年8月。父亲受四川乐山嘉裕电气公司之聘，担任副总裁。又同时兼任沫江煤矿公司顾问会计师。

　　1948年，父亲“由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鲁光恒介绍，应湖南大学校长李达邀请，受聘于国立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成本会计，政府会计，银行会计，高等会计，经济核算等课程”。

　　父亲一生深受谢霖影响。不爱政治，不入任何党派。但是痛恨国民党官场腐败，物价飞涨。曾经和谢霖“为抵制陈立夫企图将光华大学国立”。“顶撞过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1941年)。

　　在长沙解放前夕，父亲“还是加入了地下党的专题研究会”。“同组的有萧杰五，杨荣国，潘咯基，崔敬伯，杨仲枢，谭戎甫诸同志”。“又参加了护校性质的应变会。并在治安工作中与反动匪军，恶势周旋斗争”。 父亲“和湖南大学潘源来教授(地下党)，杨荣国教授一起为长沙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10月，父亲“以狂喜的心情迎来解放”。

　　1950年，父亲“编入会计系系统，仍在经济系教课”。“先后担任会计系三年级两班的会计制度课程。其间父亲“以矛盾的心情，积极参加了土改运动”。

　　1953年，父亲接中央调令，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任教。一同报到的有湖南大学刘炳炎先生，蔡次薛先生，刘隆恕先生。还有李茂年，易庭源两位老师。

　　父亲在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期间，先后在经济系，会计系，工经系，财会系担任教授。“讲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等课程”。

　　我在湖南大学岳麓山出生(1954年)，父亲已是四个男孩，四个女儿的爸爸。(家属是1954年坐火车从长沙到武汉的。)

　　1953年的院系调整，让“中原大学”这所革命大学正规化，学术化。湖南大学整个经济系都转到武汉。大批民国教授分别到了中南财经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中南财经学院迎来了建国后的鼎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开始了。

　　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运动，是从“新鲜，矛盾，惶恐，抵制，最后违心说假话”这么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走过来的。

　　父亲在53年镇反运动中的思想改造报告中写到“我这三四十年经历遭遇，可分为两类，一是课堂的理论讲授(教课)，一是社会上的业务实际(作为会计师和参加工矿事业的设计工作)。这两种职业一直靠薪金收入生活。所以彻头彻尾，自始至终是一个工人阶级。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团，教会，封建会道门，当国民党，三青团很盛的时候。我离开学校，到厂矿去了。我的社会关系始终在这个本行兜圈子。我和正则会计事务所有过几十年的关系。这个会计事务所是谢霖，秦开，张燕翼三位会计师组织的。早年在天津行业。1931年转入上海。抗战前业务发展，分事务所遍布南北各通都大埠。其中对于我有影响者为谢霖会计师。之认真，切实，讲求效率的工作作风。他是一个无党无派，不满当时现实的以为硬性的民主人士。在民国初年当过中交两行的总会计，做过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总秘书。因与党的不洽而弃职。他作为川康银行特派员，因性情高傲，未久又丢了官。他在上海，光华，复旦及商学院三大学任课。他作为光华的商学院长，他作为战时成都光华大学校长。他提拔过成千知识青年。我在这个岗位上，因为他的严格，自持。使我在会计工作岗位上从来不敢苟且。在学校里他没做过我的课堂老师，而在事业上，在工作上给我的影响，要胜过了一个老师多少倍!”

　　“陈立夫多少次想侵夺光华，鼓动学生请愿，改为国立，谢霖始终抗拒，使陈的野心不能实现，而光华的厄运纷至沓来，(例如经费请不准，内部风潮)”。

　　这些事实激起谢霖和父亲“对当时政府的痛恨”。父亲接着写道：

　　“至于我转入工矿以后，所接触的当事人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一些不正当的投机倒把商人，他们只有狭隘的市侩性格，没有事业的远大眼光。我不同意这些人。他们根本就不能给我以思想上的影响!”

　　“关于我的思想源流演变，先要联系我对政治的看法来说，我在读书时是天真，纯朴的头脑。不知政治为何物。小时候参加禁止日货运动。大学也参加集体爱国行动。如援救北师大来沪的学生代表而包围上海市政府。如到南京请愿，要政府积极抗日…..这些虽都是有正义性的行动，但仍是凭感情冲动。并没有提高到理性上来。入社会以后，虽知道什么是政治，但因为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一向对政治不关心。甚至鄙视政治。又以为政治是政府的少数人的事。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是站在超阶级的纯个人主义或纯技术的观点来看问题。直至日寇侵略国土。我才感觉，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抵抗侵略。于是变为拥戴政府。光复以后，看见国民党腐化，渐渐同情民主同盟。当时爱看大公报，文汇报。观察，体认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而寄予希望中共。所以在*9次政治协商会议时，极力希望中国组织联合政府”。

　　“直至蒋介石撕毁政治协议，就相信唯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国，解放人民。看到中共刻苦奋斗，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与本人‘笃实不苟，守己不阿’的木讷性格相近。尤以看到1950年的财经成绩，建设成绩，外交成绩，和我志愿军在朝鲜的英勇战绩，更涌现了了祖国美丽的远景，鼓舞了我对祖国前途的信心。而这些看法和我思想的演变十分不开的。”

　　“我出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受了些旧文化的影响。在新旧民主革命交替时期，思想常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矛盾的形态。比方幼年入新学，接受了平等的思想。知道人类一律平等。不应有什么贵贱之分。这些思想表现于小学时不要厨工呼我为‘少爷’，要他称‘先生’。然而仅有这些少量的平等思想是不够的。每每看到体力劳动者那种粗鲁的气质，鄙陋的语言，不爱清洁的习惯。又有意无意和劳动人民对立起来。而不去分析这是几千年封建势力夺去了他们文化的要求。使他们长期地受着被剥削的统治。”

　　“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资产阶级气氛很重的环境里成长起来，思想上虽知劳动可贵。甚至我自己回家也挑柴担水，行动上则根本不和打赤脚的人打交道。”

　　“固然我不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阶级，生平痛恨穷人欺压富人，但在阶级认识模糊到时候，仍不免或多或少同情地主阶级，以为农民是应当交租。交租收租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解放后才认识到地主剥削农民残忍的一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

　　“解放初期，我认为干技术工作的根本，不应有什么政治倾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了。通过学习才知道这是一种雇佣观点。而没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 又因为我一贯受了英美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帝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促成我一度崇美的思想。虽然在教会小学那一阶段也和其他同学一样痛恨洋人。瞧不起那些奴颜婢膝靠教会帮助读书的基督教徒。在大学时从校史了解了美帝文化侵略的罪恶。才认识美帝侵略的本质。”

　　……

　　(很多人不知道林树湘，更不了解林树湘。林树湘何许人也?说实话，我也不了能说很了解我的父亲。我是老幺，父亲生我时已经45岁。我没读什么书，文革就开始了。那时才小学五年级，初中也没上课。搞了几年样板戏就下放了。父亲离开我。我那时23岁，刚刚从农村回城。)

　　我之所以长篇转载父亲的“思想运动”交代，因为它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了解了父亲。了解了那个年代。

　　如果说1953年肃反时父亲还向组织说了上述那些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他是三缄其口的。家住校北区的刘莎莎是我姐的同学，刘莎莎小时候长得可爱极了。我总到她家玩。她的爸爸刘光华先生当时是中南财经学院学院教务长。和父亲关系很好。刘老来我家里父亲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主席提出的，现在要我们帮党整风。我们就要说出我们的看法。…..我都放了，你怕什么?

　　1957年.父亲在鸣放运动中先保持沉默。后来在刘光华老先生的鼓动下，父亲还是忍不住和湖北日报前来采访记者多说了几句。其中有“苏联凯洛夫那一套教育体制不适合中国”。“会计不能搞增减法，还是要搞借贷法。”“变去变来，课堂上不好教”。

　　在当时学习苏联一边倒的气候，结果可想而知。父亲划右派后到石嘴农场劳改多年。

　　一次他半夜起来去牛棚加草。大雨滂沱，雷电交加。牛棚无一处能挡雨。父亲只有躲到牛腹，“泪水和着雨水，眼睁睁到天明”。

　　父亲1963年摘帽。重新回到讲台。但还是“摘帽右派”。从此谨小慎微。噤若寒蝉。文革期间又停课，父亲被派到4号楼给串联的红卫兵发被子。常年的压抑，多年的劳动，父亲患上严重营养不良，浑身浮肿。面黄肌瘦。75年去咸宁开门办学，患上黄疸型肝炎。后转为肝硬化。

　　父亲临终前自提挽联“昨夜西风凋碧树，今朝骤雨落潇湘”。充满文学地概括了自己生不逢时，华丽而又凄惨的一生。

　　父亲笃信佛教。家里任何人不许杀生。蚊帐里的蚊子他是用蒲扇赶出去的。有时蚊子叮，一巴掌拍下去，手上有血。他又后悔，自责半天。他严格遵循在家居士的吃荤原则“看到杀的不吃。听到杀的不吃。为我杀的不吃”。

　　父亲生活极有规律。清早四点起来打坐。洗漱完毕，早餐后写讲义。看书。午饭后午睡。家里孩子多，但中午不敢吵闹。父亲下午读书。看报。晚饭后散步。十点准时就寝。睡前打坐。父亲英文娴熟。俄文可以流利地阅读。通晓西班牙语。古文方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子，集是过了关的。我13岁前已毕六经”。“史嘛?还没有读完，还要看的”。但是父亲还是谦虚的，他在日记本里仅仅承认自己“常识丰富”。

　　父亲不仅古文功底极深。佛学研究也极深。与刘炳炎先生经常秘密地私下交流佛学。父亲患黄疸住院，刘先生要进病房，父亲不允。两人隔着玻璃比划，任何人看不懂。

　　父亲和杨时展先生更是互相欣赏，互相敬重，莫逆之交。在那个年代父亲和杨时展的交往并没有因为“思想改造”而疏于往来。他两人的交往。毫无顾忌，也不忌讳任何人。公开走动，而且很勤。

　　父亲喜爱子女。平时语言极少。但特别喜欢和小孩说话。邻居子女都喜欢他。住内东区时常常去打扫公共厕所。有太婆劝父亲，林教授，我们来。您不要扫。父亲说，太脏了，不扫看不下去。何况我也要用厕所啊。

　　父亲俭朴。强调人要“惜福”。不吃任何零食。母亲吃完饭有时给他削个苹果，父亲言刚饭毕，吃着作甚?母亲有时下午送进书房几片饼干，父亲说马上吃饭了，不用。父亲除了开会穿皮鞋外，一年四季老布鞋一双。有一次，刘炳言先生刘太太从宝通寺给刘先生端回素菜。父亲闻之，很是羡慕。母亲笑说，你八个孩子，还想端素菜。父亲沉默不语。母亲还是悄悄去宝通寺端了素菜回。父亲仅仅吃了一口，就再不动筷子了。说再不要买了。怪我起了“贪心”。素菜最后还是孩子们吃了。

　　丁丑六月二十六日，余三十诞辰。是日，特摄一影以留纪念，则见容貌清癯，不及一年前丰腴远甚。入川甫及一年而风尘形迹溢于容表甚矣。光阴老我之速也!回思衣食半生浑如一梦，而弹指韶光此身，坠落形气之间，忽忽又三十年。念去日如流，怅浮生若梦，霜华侵鬓，百感苍茫，爰为之词，以题此像。

　　岁月催人急，蓦然间，年华三十，亦何甚疾!逝水流年浑似梦，往日心情难觅，虚度了半生时日。蒿月河山惊破碎，好男儿，应击中流楫，莫徒作新亭泣。 为何容貌清癯极?是年来，炎凉尝遍，辛酸都历。老我霜华侵鬓早，添此尘劳痕迹。犹幸有，襟怀如昔。来者可追休自弃，趁刚强，立点人间绩。不奋起，将无及。

　　雁阵离行久，莫提它，悠悠往事，总难回首。大被同温寻旧梦，手足深情无偶。曾几日，幡然两叟。吊影分为千里雁，更难期，何日团圆有?言念及，泪如豆。 东坡兄弟千年后，许风流文采，我何能够。壮不如人今老矣，看学板桥能否?但愿得河清人寿。它日相逢如健在，话沧桑，骨肉重携手。狂兴在，添杯酒。

　　一片荒原，几家茅舍，村落依稀。防洪垦殖，湖上筑长堤。千百英雄儿女，穿梭在湖底东西。夸身手，多装似垒，快步如飞。 战鼓动云霓，齐着力，敢叫河断山移。收工号过，犹添两担泥。但愿完成超额，年残了，不计归期。关心处，明朝远景，足食丰衣。

　　半白儒生，今有幸参加收割。看一片镰刀飞舞，佳禾盈握。日灸未妨加劲使，月明更好乘光夺。叹田家都是苦耕耘，丰收获。 男与女，同时作;朝与暮，兼程跃。望黄金遍布田畴辽阔。玉粒盘中来不易，汗珠田里谁先觉。喜今年早稻已丰登，齐天乐。

　　一念无明，堕落娑婆，五十六年。怅如流逝日，如流已矣!当来若梦，梦也茫然。世路崎岖，生涯坎凛， 落拓行藏宇宙间。癫狂甚，笑人唯有酒，我但能眠。 莫嗟老景堪怜，有总角垂髫舞膝前。看秋光银烛，流萤可扑。天阶夜色，玉宇无边。骨肉天涯，交游零落，事业声名雾与烟。休惆怅，尽蹉跎岁月，握住明天。

　　天放憨僧，行脚打包，还归故乡。笑年来六十，电光倏忽，三生不上，梦影荒唐。且住为佳，长行不得，从此舟车不用忙。生花眼，有一篇在手，字字行行。 吾家老屋颓唐，只糊壁人儿费忖量。但鄂渚书来，归舟待泊，锦城收散，花事终场。鹤发铜梳，金经夜课，随分生涯自主张。闲中趣，写梅花数点，也算清狂。

　　五月哀期近，终朝涕泪多。去年生死别，肠断泪倾河。泣涕巾犹湿，匆匆一岁过。平生追悔事，毕生也难磨。痛视诸儿女，无娘命坎坷。老来兼母职，补屋靠牵箩。我已衰颓甚，相逢日不多。伤心呼老伴，别后尔如何?

　　客舍江陵逢忌日，连朝苦雨凄风。有儿偕媳此相逢，果馐陈薄奠，聊以慰英灵。 四十二年同祸福，而今老境凄清。梅魂鹤影总成空，流光如水逝，魂梦邈音容。

　　平生游览名山少，似水流年今已老。少年曾到青城峰，天下名山第五好。

　　今年访弟游圭峰，又以芦山第二称。圭峰上有小岭峻，山岭下有碧波清。

　　怪石奇峰千仞立，如切如削如斧劈。悬崖峭壁接苍穹，仰之弥高皆太息。

　　竹林青翠密深深，侧有大树参天空。将军气势冲霄汉，到此可以开胸襟。

　　沿阶踏石梭巡上，前赴后继如波浪。行至山腰忽转头，一幅天然图在望。

　　山头一脉微云抹，攀登不怕青苔滑。同游年少数年高，老夫春秋六十八。

　　百尺巉岩 再上登，“四声谷”里巧回音。此山一啸彼山应，一二三声更四声。

　　“天然三叠”连岩壁，有径通幽寻壁隙。壁隙高窥“一线天”，冷气阴森肌骨栗。

　　指点山冈“画壁峰”，壁间刻划画如真。俨然城郭人民景，应夸鬼斧与神工。

　　嵯峨望见“老人峰”，侧看横观一古僧。独坐深山多少劫，几时唤醒度苍生。

　　三十六风光游不尽，下山不踏原来径。披荆复觅“雨花园”，回头远眺“尼姑洞”。

　　“仙人桥”接太虚空，望空兴叹觅无踪。此时已满来时愿，惜弟沉疴不共登。

　　山游有伴夸清福，左有华儿右有侄。侄女郎君亦绕随，跬步不离防踬仆。

　　神州到处风光美，故乡不少佳山水。尘海劳劳未尽游，饮川一滴今无悔。

　　多谢张郎为觅车，一行来去疾如飞。还有长房能宿地，名山胜绩耳边吹。

　　此身飘泊原无碍，今日游观何日再?临去低回不忍离，欲移风景诗囊载。

　　父亲生前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钱财。儿女众多也不可能留下什么。但是“他给自己留下了一所非人工所建造的纪念碑”(普希金语)。

　　他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情怀。他留下了“士可杀、不可侮”的旧时文人的气节。他留下了“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学者风范。他更留下了一个学佛居士“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的修行修为。

　　父亲是可怜的，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享受。父亲是痛苦的，他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国家。

　　他无意或是有意地留下大量的珍贵历史史料，会计史料。我没丢失。我做了一个“林树湘纪念馆”去争取长久地保留它。

　　我很骄傲!

　　“你以个人之力从遗忘的列车上抢夺出属于你自己的记忆，这记忆，属于你，也属于你家族。从专业角度属于会计职业和学术界。从人文角度属于历史。加油”!

　　(会计界一位学者对我如是说。)

　　父亲的不幸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打击!但是是他把我带来这个世界。

　　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

　　父亲的老实。淡泊。父亲的善良。谦卑。父亲的温文尔雅。不争。不伐。永远是我巨大的精神财富。

　　父亲，你依然活在我心中。

　　八弟甲午春夜于“雨湖寸草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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