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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之女潘屺瞻记忆中的父亲与先生

来源： 高顿网校 2015-08-31
　　出生于一九二零年的潘屺瞻今年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虽然她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市纺织局从事翻译工作，但她却与会计有着不能割舍的关联——她的父亲潘序伦先生被学界称作“中国现代会计之父”，而她的丈夫管锦康先生亦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审计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父亲的一些作风，同时也是我先生的作风。”当潘屺瞻回忆起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时如是说道。她的回忆，语言平淡，细节入微，虽然没有个人传记那般宏大叙事，但却通过种种生活细节为我们描绘了更为真实，更为平易近人的两位会计学界泰斗。
　　潘序伦夫妇
　　管锦康、潘屺瞻夫妇
　　“刻苦学习的精神贯穿父亲一生始终”
　　“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具有超强的毅力。这种超强的毅力始终贯穿于他一生的学习和工作之中。”潘屺瞻回忆道。
　　1919年，为了能够出洋留学，在恩师黄炎培的介绍下，26岁的潘序伦来到圣约翰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
　　“由于他年龄大，而且总是穿着长衫，所以年轻的同学都以为他是老师，称呼他为潘先生。”
　　虽然这位“潘先生”做过几年的中小学教员，而且能够把《英华袖珍字典》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在圣约翰这样一所同学之间用纯英语交流、教师全英文授课的教会学校中，仍然与其他学生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潘序伦先生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班里的英语程度很低，教师都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总不向我提问。有一次朱友渔教授破天荒地在课堂上对我提问，本该答yes，我却答成all right，顿时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羞得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
　　最后，勤奋的潘序伦不仅破例从一名旁听生转成正式生，还在全校英文作文比赛中，得了*10的一块金质奖章，被授予文学士学位。
　　1921年，潘序伦以上海考区第4名的成绩考取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招考的留学生，启程奔赴美国哈佛大学就读。这一年，潘屺瞻刚满一周岁。
　　“在国外求学的时候，父亲也是很刻苦的。他住的屋子里除了床就是一张写字台，连炉子都没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分秒必争，刻苦学习。”
　　在回忆录里，潘序伦写道，“两年期间，我未看过一场电影，也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从清晨到深夜，都是在自己租赁的宿舍内或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有时连饭也没有功夫做，只好买个面包就着一杯温水充饥。”也正是这两年中，潘序伦跟随年过七旬的科尔教授(W·M·Cole)奠定了自己受用一生的会计学基础。
　　1923年，潘序伦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翌年，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
　　“可以说，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贯穿父亲一生始终。”潘屺瞻说。
　　解放以后，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苏联会计学说，潘序伦还专门学习了俄语。俄语里面有卷舌音，而潘序伦的家乡话里面是没有卷舌音的。于是，在潘屺瞻的印象中便一直保留着这样一幅画面——已经度过知天命之年的父亲每天对着镜子吃力地练习着卷舌音。
　　2015年6月11日，在南开大学，潘屺瞻女士接受了中国高顿网“会计口述历史”的采访
　　“父亲一心想要复校成功”
　　1924年，潘序伦从海外学成归来。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他白手起家，创办了享誉国内外的“”会计事业。
　　创业之初，潘序伦就确立了“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学校”和“图书社”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尤其到了晚年，会计学校可以说是潘序伦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
　　1927年，深感我国会计人才匮乏的潘序伦在上海设立了簿记训练班，此后一直到1947年，会计补习学校共计举办了40届，前十年入学学生4783人，后十年30476人，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为我国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会计人才。而会计学校的品牌也一直延续至今，发展成为如今的“上海会计学院”。
　　虽然这一组组数字和一件件成就会让人感到欣喜，但是回到历史现场，潘屺瞻却深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辛苦。
　　1937年，会计补习学校迎来了建校之后的第十个年头。潘序伦仍然觉得学生学习时间太短，学习的课程较少且浅，难以成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
　　因此，他决心筹办设立“会计专科学校”，并且筹集了17万元国币，准备在徐汇区新建永久校舍，经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后，于当年7月开始招生。但随之而来的抗战却打断了这一计划。在抗战期间，潘序伦先后在北碚和重庆建立了两所会计高级职业学校。
　　抗战胜利回沪后，潘序伦开始着手重新恢复并扩建会计专科学校的工作。
　　“那个时候父亲办学不容易，光迁坟的事情就让他煞费苦心。”在会计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顾福佑和当年会计专科学校副教授王成杰所撰写的《潘序伦与会计学校》中，对于“迁坟”事件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早在1940年6月，抗战仍在进行之时，便在上海徐虹路购进了一块面积三十三亩的土地准备修建校舍所用。但这块基地原来的所有人之前曾把基地的一半租给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作为战时临时掩埋租界内无主尸骨之用。双方约定，一旦上海战事结束，该堂便把无主棺木迁去，交还基地原主。
　　抗战结束后，学校在实业界的资助之下，在无棺木的一半基地上建造起了新校舍。但当准备在有棺木的另一半基地上建造运动场时却遇到了困难——在向同仁辅元堂交涉归还空地时，该堂却百般推诿，不肯践约。
　　同仁辅元堂推脱的理由也很简单——迁坟费用太高，自己负担不起。据其估计当时无主棺木大约有三千多具，如果全部搬迁的话需要在别的地方购置一块同等面积的空地，这一项费用需要数万元，而且还要加上迁移费用一万元。
　　几经交涉，无可奈何的潘序伦只好请董事长陈其采和副董事长王云五来与对方交涉。最后，同仁辅元堂只得按约迁址，将基地归还给了。
　　在上述“迁坟”事件完成之后，潘序伦又为扩建专科学校的校舍而奔走。“父亲除了将自己的历年的积蓄捐资助学外，他还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来资助办学。”
　　当年20岁出头的潘屺瞻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募捐的情景。“他总是先自己出面到各单位洽谈，然后让我拿着本到各家同意赞助的单位去签书面的赞助文书。”
　　在潘序伦的努力下，许多实业家都捐赠巨款助学。申新纺织总公司和荣氏兄弟就捐助了法币1亿8千万元。全体校友也募集了8000万法币。新校舍历时近两年，耗资十亿二千五百多万元法币，终于在1947年2月全部建成，包括一座教学大楼，一个大礼堂、一座大饭厅，还有一个足球场。由于当时纺织界慷慨捐赠巨款，因而潘序伦将建造的大楼命名为“纺织楼”，再由于纺织界中以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捐款最多,因此又将纺织楼的一所礼堂以荣氏父亲的名字题为“宗敬堂”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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