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前省长石秀诗、山东前省长韩寓群和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崔俊慧“18万年薪”受聘出任中国重汽公司独董的事情一直受到舆论广泛关注。日前，事情又有进展，14日中国重汽发布公告称，三位先生“提出不受聘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务，本公司尊重并同意三位先生的意见，并不再履行其他聘任程序”。

　　就事件本身来看，无疑应该说是画上了一个堪称圆满和“皆大欢喜”的句号。因为无论是对于3名退休高官，还是中国重汽来说，这一结果实际上都有利于实现各自的“避嫌”，既有利于退休官员自身避免兼职牟利的嫌疑，也有利于企业避免借用退休高官身份获取不当利益的嫌疑。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这一“拒聘”结果，也不失为是对此前普遍表示反对的舆论的一个不错交代。

　　不过，尽管事件本身已画上了句号，但通过该事件所进一步折射暴露出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显然还并没有真正结束，更远远不谈上“皆大欢喜”。首先应该看到，3名退休高官拒聘独董，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普遍代表性，现实中没有拒聘或早已受聘的类似兼职独董现象还有许许多多。如调查显示，早在2011年，沪深两市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近500名前任官员担任独董。

　　更重要的是，还应清醒意识到，在如何有效避免“退休官员兼职独董”问题上，目前我们还存在许多制度上的欠缺，无法从制度上防范类似兼职独董现象在今后的继续发生。一方面，在公务员管理的法律制度上，尽管依据《公务员法》，“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这一法律显然又还谈不上完善，仍存在许多值得推敲的疑点。如，相对退休高官所具有的巨大“权力余热”，“三年”的兼职期限限制是否有偏短之嫌?再如，“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准确内涵、明确标准是什么，具体应如何认定?像“前省长”这样职权十分广泛的原地方行政长官，其“原工作业务”范围又是什么?

　　另一方面，从“独董”本身角度看，“退休官员兼职独董”现象的大量普遍存在，实际上也与目前我国独董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密切相关。这突出体现在，上市公司独董原本应具有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事实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保证，并导致独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名不副实、严重异化的“摆设”，许多独董不仅缺乏真正不受主要股东制约的独立性，同时也缺乏担任身为独董应有的专业素质和能力。而在这种不依赖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可成为“独董”的制度现实下，囿于“权力余热”的重要资源市场生态，“退休官员兼职独董”盛行，势必具有某种必然性甚至必要性。

　　很明显，在上述两方面制度都能得到有效完善之前，乃至进一步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之前，即便有舆论的强烈关注，退休官员拒聘独董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只能是难以复制的偶然个案，不仅目前既有的大量“退休官员兼职独董”现象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将来这类兼职现象也会源源不断地持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