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欧阳修，他二十一岁到开封赶考，是租的房子；二十三岁再次到开封赶考，还是租的房子；二十四岁考中进士，等待朝廷分派工作，还是在开封租房住；三十八岁那年做到“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相当于国家信访局副局长，仍然在开封租房。后来他写诗回忆在开封定居的那些日子：

　　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

　　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

　　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

　　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

　　这首诗里有个“僦”字，意思就是租房。整首诗的意思是说，当年他来到开封，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在一个偏僻的社区里租了一所破旧的房子，那所房子地势低洼，容易积水，一下大雨，四面八方的水都涌过来，院子里汪洋一片，出门上街都得蹚水。

　　再比如说苏东坡，二十一岁那年跟着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到开封赶考，父子三人一块儿租房，租的是太平兴国寺的浴室。这所太平兴国寺不是现在鹤壁浚县大伾山上那所，而是位于开封大相国寺的西侧，当年也是知名度很高的大寺，僧众很多，朝廷专门给它盖了一个小跨院，作为合寺僧人的澡堂子。澡堂子里有闲房，专门租给进京赶考的举人，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在那里整整住了一年，直到他们都有了官衔和俸禄以后才搬走。但是有了官衔和俸禄的三苏父子仍然没有在开封买房，他们先是在西郊租民宅，后来又搬到太学南边租公房。再后来苏轼和苏辙参加选官考试，为了安心复习功课，在国营招待所（当时叫“驿馆”）里住了一段。而苏洵为了节省生活成本，则跑到杞县（当时叫“雍丘”）一个亲戚家里借住了将近两年时间。

　　苏东坡名满天下以后，收了几个年轻弟子：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四学士在开封都没有房产，也是租房住，其中秦观在市中心租房，黄庭坚在城西的酺池寺租房，张耒和晁补之在南郊租房。多年以后，张耒赠给晁补之一首诗：

　　昔者与兄城南邻，未省一日不相亲。

　　翻成白话就是说，当年我跟你都在开封南郊租房，离得很近，没有一天不见面，只是我时常感到羞愧，因为我只能在租来的房子（僦舍）里招待宾客。

　　实在讲，苏门四学士不是不想在开封买房，而是买不起。苏东坡和欧阳修也不是不想在开封买房，他们也买不起，至少做高官以前他们买不起。为什么买不起？因为当时开封是首都，是全国人口最多、规模*5、商业最繁华的城市，同时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会，人多屋少，土地稀缺，房价高得吓人。

　　宋太宗时有位诗人叫王禹偁，用一句话描述了开封不动产的昂贵程度：“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宋真宗时另一位诗人杨侃则用一句话描述了开封住宅的稠密程度：“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到了南宋时期，大哲学家朱熹则通过前辈的追忆描述了北宋前期开封非常低的自有住房率：“且如祖宗朝，虽宰执亦是赁屋。”连宰相这一级别的大臣都要租房住。为什么不买房？房价太高了。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大将军田钦祚在开封买房，花了白银5000两，相当于铜钱5000贯。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割据福建的军阀陈洪进归降宋朝，宋太宗为了奖励他，分别给他的几个儿子各买了一所房，每所房都花了白银10000两，相当于铜钱10000贯。

　　到了北宋后期，房价又涨好些倍，万两白银或者万贯铜钱根本买不到好房子。宋徽宗政和七年，淮南转运使张根说：“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意思就是那时候在开封置一所豪宅得花几十万贯，如果再想装修得更豪华一些，得花到100万贯。

　　如果不买豪宅，只买普通的房子，得花多少钱呢？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可以为我们现身说法，他晚年在开封买过一所普通住宅，花了9400贯。不过后来因为嫁女儿没钱办嫁妆，又把这所房子卖掉了。

　　对宋朝老百姓来说，9400贯铜钱绝对是天文数字。洪迈《夷坚丙志》记载，一个没有技术的青年农民出外打工，每月能挣900文，还不到一贯钱。《宋会要辑稿》食货54之18记载，宋徽宗时朝廷雇人抄写书籍，每人每月能挣3500文，也就3贯多一点。《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6记载，宋太祖时国营纺织厂“绫锦院”的熟练女工每人每月能领200斗小麦，相当于两贯铜钱。《欧阳修全集》第153卷收录了一封欧阳修写给大儿子欧阳发的信，提到欧阳修家里雇的几个男仆的工资，每人每月发给500斗大米，相当于5贯铜钱。

　　也就是说，如果让欧阳修家的男仆在开封买一所普通住宅，得不吃不喝攒钱长达150年以上；如果让绫锦院的熟练女工在开封买一所普通住宅，得不吃不喝攒钱将近400年；而要是一个没有技术的农民工攒钱买房就更难了，他得付出800多年的努力，才能买得起苏辙那套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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