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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童工现象表明还有工作好过绝对贫穷

来源：高顿网校 2014-01-08

　　一说起童工，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口诛笔伐，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是，且慢！童工现象根本不是舆论唾沫飞溅的那个样子。真相恰恰相反，童工是个好东西！

　　在具体分析童工为什么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先来读一首唐朝诗人顾况的诗作《囝》——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至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这首诗描写的是唐时福建贫困地区父母将儿子卖与官方，阉割之后充作奴隶，别离生亲的惨状。那时并不存在童工现象，是否人民的生活就更美好呢？答案显而易见。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贫困儿童如果无法困守穷庐，就只能变作童奴。这才是真正残忍的事。凡有一点恻隐之心者，闻之皆会心惊。

　　然则童工绝无此等惨绝人寰。恰恰相反，正是童工现象意味着上述非人道现象的消除。被生活条件所驱使，而不得不选择做童工，乃是许多贫困家庭不得已之举。然而，要能够获得这样的雇佣机会，就必定意味着即使是最贫困的家庭，都已经被卷入了市场。他们必须首先是人身权利受到基本保障，并能自主选择的市场主体，才可能作为劳动力的卖方参与交易。

　　而在出现此条件之前，他们甚至不能进入市场的边际。也就是说，这些劳动力处在边际之下。造成这一处境的，通常包括几种原因。其一是制度性的压制和限制。其二是地理条件导致的阻隔。其三是文化观念的保守。其四是信息的严重不对称。这些情况即使在急速市场化的社会中，也同样存在。而在发达社会中是否会重现此种条件呢？从理论上说，同样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这些约束条件在前现代社会中往往最为强大，几乎难以消除。在前现代或极度的长期贫困处境中，人们会发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消除贫困，而只能株守穷庐，坐以待毙。他们掌握的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不具备价值，不可能转化为收入和财富。换言之，在这种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可核算的机会成本！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人群中会形成了一种绝望的贫困文化——努力是没有意义的，改善也是不可能的，希望并不存在。至于读书学习，完全没有任何必要。读不读书还不是一样地生孩子，传宗接代？何况读书还浪费时间和精力。贫困人群因此根本就缺乏激励。

　　然而一旦上述条件开始减弱或消除，市场力量就会逐步渗入贫困地区和社群之中。这时，随着生活水平中出现了新的商品因素，人们会为了改进生活水平而趋于购买更为便宜的市场产品。由此，贫困人群将面对一个严重的压力——购买商品需要货币。而要获得货币就不可能困守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货币化进程。当市场化、货币化进程开启之后，处于市场边际之外的贫困人口就会突然发现——原来劳动力是可以出卖来换钱的！换来的钱可以改善生活！甚至还可以积累一点点财富，进行投资！这意味着，出现了可以进行选择和取舍的机会成本了。由此，个人理性和核算激励首次闪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贫困儿童就是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开始步入劳动市场。而那些不远千里到贫困地区招徕儿童外出打工的人，则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他们的寻利活动大大减轻了贫困地区与人群同劳动力终端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他们从中赚取的佣金乃是正当的利润收益。任何关心贫困人群境遇的人都应该对这些企业家们心存尊重。正是他们传递的信息激发了贫困人群的企业家热情，在机会成本制约着的选择项面前，他们当然要放弃读书，投身工厂。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更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接下来童工及其家庭将进一步改善其处境。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外出打工的童工和他们的家庭一道，开始了市场学习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童工们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而不断加深。到这时，童工及其家庭可能才会认识到进行人力资源投资，也就是让儿童接受教育，与未来的收入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未来劳动收入对即期教育投入有着很大弹性。这意味着，通过学习，童工及其家庭认识到了存在比直接打工多得多的可替代选项。也就是说，最初的打工方式的机会成本可能远远高于其即期收入。但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势必就要进行学习，预先支付学习成本。这到一步，童工及其家庭才会开始意识到教育（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性，或者说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

　　至此，童工及其家庭就会转向一个较为漫长的劳动力迂回生产过程。他们将把打工积累起来的资源和财富投入到教育之中。所谓教育其实亦无非是劳动力迂回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理性核算和经济激励会促使这些当事人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的收入边际已经大大提高了，高到童工的收入已经低于接受教育后再开始工作所获得的边际收入水平。也就是说，随着核算机制的健全，当事人自身将日益趋于排斥童工。这正是发达和富裕处境中人类的一般趋向。因为这时，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和分工的发达，使得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童工的机会成本也水涨船高。即便有雇主还打算招收童工，也未必有人愿意去干了。所以，人类不需要立法，童工也会趋于消失。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童工都会消失。许多发达国家的送报工作现在仍然由儿童在担任。人们看到脚步匆匆的报童时，为什么就不产生反感呢？

　　如果我们尊重市场参与者的个人理性能力，那么，我们就得承认，贫困家庭选择送子女当童工乃是完全理性的选择。

　　当然，在别人眼里，这些孩子可以缺失了童年的轻松与惬意，短少了学习的磨练与培训。也许未来成年和年迈之后境遇未必会好。但是这一切关涉当事人生活规划的担心都绝非干涉其行为的正当理由。毋宁说，这是一个自居为客观观察者的杞人忧天。产生这种观察视角的出发点无非是两个：其一，将其所处的较为富裕殷实的生活水准视为当然。其二，进而以平均数思维看待所有人的生活处境和选择自由。他们认定，所有人都必须以他们所享受的生活水准和生活路径来安排生活。然而两个看法都不过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善好观念，因此具有相对性，不可被绝对化为普遍标准。

　　这种观念完全忽视了人类一般的生活条件和市场的一般趋向。人类的一般生存条件绝非各处平均和相等，相反恰恰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其独特的处境出发才开始进入市场的。而市场则是一个经由市场参与者的积极主动的行动而消除这些差别的地方。凡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那里的生活水平差距就小。这一经验不但可以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看到，也可以从我国三十五年来的市场化改革经验中得到证实。相反，计划体制则是不断加深乃至固化这些差异的地方。如今，离开上海或广州，进入周边的广大农村地区后，人们会发现，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并不比城里人差。

　　当然，消除这一差异的过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贫困家庭的儿童充当童工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它是自由选择下作出的牺牲，在道德上是完全正当的。因而可以容忍。只不过从富裕社会和人群的善好标准来看，它仍然显得残酷，必须改善。但这不过是需要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一要靠市场进一步的发展，二要靠有慈善和公益之心的人自发施以助力。那些叫嚷着要立法消灭童工的人们，为什么不亲自去做一点好事呢？

　　盲目反对童工，要求一刀切地以法律或道德的名义消灭童工现象，乃是因为不信任市场。而一旦不信任市场，不信任市场参与者的自发性与企业家精神，就必定会落入父权主义的观念陷阱之中。这时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来反对童工。无非就是儿童没有完全责任能力，儿童是弱势，儿童会浪费大好时光……因此，他们接下来就会呼吁政府伸出手来。这时候他们就是在助长一种极度不正当的事情——让政府通过税收来转嫁为改善贫困者处境所必须付出的成本。那么谁将来负担这一切呢？谁将是受害者呢？答案一望而知。显然，反对童工的主张，实质上会导致大政府主义倾向。其后果就是开启政府以福利和减贫为名义侵害公民财产权的大门。

　　最后，当反对童工的人士呼吁把童工都赶回家里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尊重当事儿童及其监护人的权利吗？他们都自以为聪明，那么童工们的家长就都是蠢货吗？既然家长和子女结合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理由不互相携助。认为让子女打工的父母都是良心丧尽，这种看法无非是出自某些人道德上的傲慢。通常情况下，难道一个外人会比父母更关心孩子？

　　说来说去，结论无非是，只要我们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参与者的选择自由，那么童工就是贫困地区和人群减贫致富的好东西。因此，永远都不应该立法禁止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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