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历史 逻辑和未来——田国强，这篇业界评论是高顿网校小编为您11月3日整理好的。
　　[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只有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谢谢大家来讨论我和我的合著者陈旭东先生的新书：《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我们这本书是从一个较大的格局和视野来对中国改革进行探讨，主要从过去170多年的历史长河及国际横向比较，来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及深化改革，谈的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深层次方向性问题，也为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思路。

　　同时，这也是我过去20多年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制度转型的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这本书前前后后写了四年，修改了近百次。令人高兴的是，许多人包括本人呼吁的一些改革建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成为政策，因此我们也对书稿中一些说法做了调整。

　　如我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那样，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明道”：明中国变革之道、明振兴中华之道、明长治久安之道。书的一个特点是通过历史大视角和国际宽视野的纵深横阔考察，国内外经济社会实践的纵横向比较，运用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关于激励和信息的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手段，来梳理中国改革的形成过程，把对改革问题的探讨建立在注重历史和内在逻辑分析的坚实基础之上。

　　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只有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长治久安及中华民族的全方位伟大复兴。基于对170多年来乃至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变革得失和理论内在逻辑分析，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面对改革的艰巨性，必须灵活运用“明道、树势（顺势）、优术、抓时（择时）”四位一体的改革方法论来进行系统的全方位联动改革。

　　接下来，我想主要围绕历史、逻辑、未来这三个关键词，以及我们振兴中华或者说中国的长治久安这个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来具体展开。

　　为什么要从历史切入？如前所述，目前理论界依然非常混乱，缺乏方向感，特别是何去何从的方向性争论非常大。怎么办？我认为，看中国改革一定要拉长视野，否则不容易看清楚。同时要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也必须有历史纵深感。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最近提出三个30年的观点，认为现在在做与此前不同的今后30年的战略布局，很有新意。同时，郑永年也指出，由于改革容易做的已经做了，要啃硬骨头，且要突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需要在政治上结束分权状态，走向集权。

　　对此，我是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的。我的看法是，在当前改革阻力巨大的情况下，为了改革，有一定的必要将集权作为手段，但千万不能当作长久制度安排来推崇。盯住的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其所对应的改革措施、方式会大不一样，所导致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哪些是过渡性制度安排，哪些是终极性制度安排，要区分清楚，万万不能将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化下来。

　　不深刻理解改革的逻辑、国家治理的逻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改革也好，治理也好，首先还是要立足人性、立足现实。

　　个体（无论是国家、单位或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就是两个*5的客观现实，这也是机制设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出发点。改革与治理，归结起来也就是制度、体制机制设计的问题。制度也有好坏之分，它的设计要顺从人的利己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它。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向什么方向引导。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

　　在国家治理的领域里，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往往决定了一个制度实施效果的好坏。而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Norms）三大基本要素。

　　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并且对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多有着墨，但是对于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界定和关系处理问题却说得很少。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处理不好社会与政府、市场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应该与政府、市场一道，成为国家公共治理模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当然，三种基本制度安排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动互补的联动。道德说教的社会规范依靠对人性的改善，常常会缺乏约束力；强制性的法规治理或政府干预信息成本大、代价高，干预过多会有损个人自由；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激励机制的制度规范是最有效的，它能够诱导个体在追逐私利的同时所采取的是相容于总体目标的行动，但需要有信息对称的成本。

　　尽管如此，法规治理是最根本、最基本的制度环境，激励机制的设计和社会规范的形成都基于包括法规治理这样的制度环境，好的治理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这就是法治的极端重要性。

　　这样，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个三维综合治理框架中，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成了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5难题所在，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动。

　　当然，政府职能转变也只是一个原则方向，还需要抓住重点，纲举目张，更具体的改革抓手可以从政府施政的基础中寻找，其中一个就是财政税收的改革。各个部门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重要地位，而政府间事权划分又是下一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中之重，对于政府切实从全能型的发展政府向有限型的服务政府的职能转变，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重大影响，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机制设计问题。

　　中国改革的未来往何处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四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姊妹篇，分别提出了336项和180多项改革举措，它们是新一轮改革中的重要里程碑式文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论述。

　　改革千头万绪，但是下一步改革任务的目标和重点脱离不了本书所总结和建议的“四个转向”的基本内涵要求，即：

　　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中国目前还处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垄断过多、干预过多、竞争不足，再加之教育体系缺乏对于人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性思维的构筑，也使创新驱动的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总体上，实现创新驱动必须应让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挥更大作用。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内，民营经济是最有效率、最富创新能力的，是发展的主驱动。

　　二是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改革根本上来说，是一场社会变革，因而必定是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转型，是制度的大规模变迁。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组行为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相互关联，支配和约束着社会各阶层的行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正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和关联。这种全方位联动改革必须以法治为枢纽整合好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个基本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此规制和引导个体经济行为，实行综合治理。

　　三是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

　　其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说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极不成熟。政府公布“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有助于推进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厘清，建立有限、有效政府。

　　其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5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消除政府角色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弥补直至消除政府角色缺位的现象。

　　四是从国际体系追随者转向未来世界领导者。中国已经被历史推到了这个角色上面，从一个事不关己的非领导者，变成了一个主角，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严苛的要求。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未来10到20年里，中国真正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仅满足于做一个追随者，应学会去担当世界的领导者；不能仅满足于做一个经济巨人，应对世界文明贡献有益的价值元素。因而，中国要真正实现从国际体系追随者向未来世界领导的转变，就不能被盲目自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冲昏头脑，必须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
　　来源：*9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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