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人才净流出问题得到全国的注意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从闯关东到大逃离,东北为什么留不住人?(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谈到了整个东北当前面临的大环境和问题,而当下龙煤的问题,再次将我聚焦到东北煤炭企业。
龙煤旗下的双鸭山矿业工人在集体讨薪未果之后,黑龙江省长陆昊指出并未有拖欠工人薪水的情况发生,而昨天陆昊改口说:“我说错了”,承认了欠薪的事实。
双鸭上矿业集团注册职工有6万余人,据称在2014年开始,工资拖欠问题就发生了,工人只能 拿到800元的生活保障费用。而双鸭山矿业集团,只是龙煤集团旗下的九个分公司之一。龙煤共有注册员工23.6万,比去年的数字26.6万少了整整3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发生矿难,我们才会关注煤炭企业,而更多的关注给了山西,而不是东北。发展到今天,东北煤矿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且非是矿难,而是薪水问题。这种一般只会在春节发生的讨薪事件,在年后开始发酵,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煤炭工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大众视野的?
前些年我在北京生活,看着北京的房价开始飙升,越来越多的身边人开始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得不往五环以外发展。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山西煤老板们开始了他们的“首都”二日游,住最贵的饭店,喝最贵的酒,像买菜一样的买着北京的房子,然后开着自己的霸道汽车回山西。
当然,不仅如此,山西煤老板的嫁女婚礼搞的如同春晚一般,如果你还记得那条新闻的话。
今天,我们很难再看到如此的场景了,煤老板们不再张扬,而他们背后的煤矿工人走向大众,成为大众关心的焦点。让人尴尬的是,因为中国工人的老问题:薪水。
东北是个富饶的地方,煤炭资源比较丰富,龙煤集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二十几万工人,世界500强之一,每年的工人薪水就在100亿以上。
一个在矿区工作30多年的工人谈到东北的煤炭企业发展,很有感悟:20世纪80年代,只要不怕辛苦,处处可以出卖劳动力,建筑工、泥瓦匠、煤炭工人。大家都穷,生活都不容易,没有高下之分。那个时候的矿长薪水不过是普通工人的2倍,差距不大。到了90年代,国家主导大产业发展,让东北煤矿企业出现管理层与工人层的区别化对待,矿区管理人员薪水大幅提高,有了自己居住的环境,甚至吃喝都变得不一样。到了新世纪的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是中国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煤老板们最嚣张的十年。
“白脸进,黑脸出”是大众对于煤炭工人的印象。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地“原动力”,煤炭工人为中国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产业也要升级。尤其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与各国做生意的时候,中国的传统企业,尤其是煤炭业遭到*9次打击。
山海关所在的秦皇岛市不大,但秦皇岛港却是中国*9大运煤港。几年前,我曾走在通往山海关的滨海大道,两边都是运煤的港口,一路向前几公里都是这样,连续不断。一旦走出,浑身上下裹着煤炭渣子。今天再去,已经不再是那个黑黑的滨海大道了。
黑龙江过来的煤炭曾在这里以800元每吨的价格卖出,而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炭只要500多,市场竞争让中国煤炭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上长期的煤炭垄断以及管理层地位提高 ,机械开始代替人工参与作业,让本来地位增长就慢的煤炭工人处境很尴尬。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国家对于清洁能源的重视,让本来已经产能过剩的煤炭行业,变得雪上加霜。产能过剩的直接体现就是煤价下降,而今天,即便是很便宜的煤炭,也没有人来买了。市场进步了,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难有前途,尤其是这种国家倡导下发展起来的行业,难有作为。
当然,除了市场竞争,去产能让钢铁、水泥、电力等行业生产大打折扣,生产疲惫,这些行业的减产也降低了对于煤炭能源的需求。龙煤欠薪的事情,早晚都会发生。
工人怎么办?前面提到了,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中国要想靠拢世界,就得摆脱过去那种依靠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工人,仅仅依靠体力劳动挣钱养家的日子已经过去,自我提升成了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我对煤炭工人的处境表示理解,但是工人群里,尤其是劳动力工人,不能只要求改善,不求改变。
解决东北问题的“二元论”
面对东北问题,各方建议很多,总体来说,不外乎两个方向: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
有人说,国家应该妥善处理僵尸企业,并且安置工人下岗后的生活,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有人说,只有市场才是对的,只有自由竞争才能让企业保持发展进步的能力,工人需要接受市场的挑战,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要求。
在想办法应对东北问题之前,首先要了解的是,为什么企业纷纷离开东北?
东北一直是国企重镇,群众慢慢滋生了“进国企拿铁饭碗”的想法,根深蒂固。很多东北老人至今仍然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进入国企上班,即便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昨天的国企。
长期占据市场主导与垄断地位的国企,生产效率低下,腐败孳生,有规章制度却不如人情关系有用。很多东北人自己开设公司到政府去办理手续,不找个熟人送点钱是万万批不下来的,即便墙上写着“为老百姓办实事”几个大字。
周末和朋友聊天,东北人,以前公司在沈阳,现在搬到了深圳。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出差到深圳几次,发现深圳的行政系统效率很高,只要是规定的事情,不用找关系就能办下来,重要的是,并不用跑腿好几次,再难的手续,只要合格,跑三次绝对能办下来,于是他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
在上海,有很多东北人在这里经营公司,很多人都是把公司搬过来,因为很欣赏上海的“契约精神”,白纸黑字就是顶用。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投资界的朋友说的,他说,在投资圈里有句话,叫做“投资不过山海关”。因为投到东北的钱,肯定收不回来。而年轻人更是选择在南方创业生活,而不愿意回到黑土地去。
人才与资本的流出确实让人看到了“另一个东北”,明明东北最需要资本和创业人才,反而大家都跑去了深圳,上海,广州等资本和人才竞争很激烈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抱怨直指体制问题。
中央已经开始注意到东北的发展问题,并在两会上提出重振东北。而东北的问题非朝夕之故,原因也非体制单一。就像龙煤的工人一样,面临今天的改革大局,谋求以后的发展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求改善到自我改变,这一障碍,需要东北人自己跨越。
走在双鸭山小城的中央公园,“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安静地立在路旁,诉说着过去的辉煌,雕塑上,厚厚的尘土已经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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