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关于上海的新闻挺火，一个是“蹲着等地铁是不是有教养”，另一个是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下降。据2月29日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上海市常住外来人口同比下降。

由于目前“城市病”的广泛存在，人口往大城市迁移的趋势不可避免。大城市人口往北上广超大型城市集中，小城市往大城市迁移，这不国家甚至出台了政策鼓励农村人口进城买房。通过对北上广等城市人口的对比可以发现，北上广人口规模因“城市病”连年刷新新高，甚至马上将要突破城市容纳人口的上限。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外来常住人口首降的消息，则更显得格外瞩目。

“公报”中的数据披露，上海常住人口比2014年同比下降1.5%，而外来常住人口在全市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也下降了0.5%，降至40.6%。这也是上海同一数据15年来首次负增长。上海一反常态的外来常住人口下降，不得不让人关心背后的原因。

上海外来常住人口15年来首次下降，这肯定不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上海的房价只升不降，上海的经济仍然遥遥领先，上海作为很多产业的核心与重心仍然对很多人才具有不可撼动的吸引力，加之上海未来可能会顶替一部分香港的城市职能，同时上海生活工作的政策性门槛相对更低，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判断上海出现了人口逃离潮。相反，如果不考虑城市承受能力，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一定持续水涨船高。

所以一定是有原因刻意压限制了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增长，原因既有客观条件使然的，也有上海主动为之的。

一方面，全国经济下行，触底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于大众来说，具体的表现就是企业主难以为继、劳动者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越是经济下行，那城乡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试想一下，上海和家乡都能找到工作，但上海的待遇已经明显不如经济景气的时候，甚至相比离家更近的二、三线城市已没有太多优势可言，你会怎么选择？

这也是前两年“北漂”、“沪漂”等主题甚嚣尘上，而这两年“逃离北上广”却成为热门主题的原因。

还有就是因为上海由于产业置换和产业转型，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需要人力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从上海消失、或者加快撤离上海，这间接导致了人口数量、结构产生变化。前几年还可以发现上海郊县地区仍有很多制造工厂，招收大量的制造工人，上海成为务工者除广东之外的*9选择，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个群体组成的。而近两年，上海需要的更多的是创造力附加值高的高精尖人才，比如互联网、IT、金融人才等。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当然上海政府也在主动控制人口。上海曾经设立2500万人的总人口上限，现在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400万，如果不设置门槛任由人口增长，那肯定会分分钟突破2500万的城市承受力上限。怎么限制？除了那些经济手段，最简单的就是行政手段，比如落户。相信很多北京、上海打工者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在这打工，却没办法在这些城市里长久生存，孩子上不了学、看不了病、买不了房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逼迫不能适应超大型城市的人们回归家乡。

联系到开头的另一条新闻——“蹲着等地铁是不是有教养”，可见城市越大，需要的越是有能力、对城市有贡献的所谓精英群体，说这是无奈也好现实也罢，甚至在外来人口眼中是魔都包容性正在逐渐丧失，但它却一直在实实在在发生着。

既然人口数量上了闸、落户政策设了限，那就涉及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谁能留下来、谁不能。

截至目前，上海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不同人群的落户优惠政策，其中既有针对知名企业的高级别企业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的措施，也有针对部分行业的专业人才的措施，比如互联网人才和金融人才；上到直接落户、下到落户中的优惠与加分。这意味着随着此类优先落户人口规模的增加，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学历技能优势的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将会进一步压缩。

具体到金融行业，上海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针对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持证者和金融风险管理师（FRM）持证者提供一定的落户优先政策。高顿财经CFA研究中心研究员Andy介绍，虽然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相应规划并未出台，但从十二五对金融人才的支持中便可见一斑。他介绍，在《上海市金融领域“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中要求持有国际通行的金融职业资格认证证书的人才数量达到1.5万人（其中CFA证书拥有人数突破3000人），占从业人员的比例达到5%左右。为实施上述目标，《规划》提出将建立引进海外金融人才长效机制、鼓励企业用好用活海外引进的金融人才、完善海外引进金融人才服务措施。

金融业界普遍认为，虽然新的人才规划还未出台，但上海金融部署“十三五”规划中以聚焦人才为核心的战略并未削弱、甚至还有所提升，考虑到国家对上海市未来的定位，上海对金融人才政策上的吸引力度不可能减弱。
▎本文作者Lipeng ，来源高顿网校CFA。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号“高顿CFA”(gaoduncfa)。原创文章，欢迎分享，若需引用或转载请保留此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