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企“高管”的高薪质疑

　　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当前中国社会的公正集中表现在人们承担的改革成本与财富分配上，恰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所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为此，报告强调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要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程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并且作出重要政策调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本着这个精神、原则和政策，我们关注一下当前国有企业“高管”们的高薪问题，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担忧。

　　一、如此“高薪”

　　不久前，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建设银行日前公布了2006年年报，该行去年支付给行长常振明的薪酬为110.5万元人民币，支付给董事长郭树清85.4万元。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也于最近公布了年报，显示行长张建国的薪酬为106.031万元，董事长蒋超良为96.031万元。而在2004年，两人的薪酬分别为70.3825万元和64.6944万元。据《北京晨报》报道，与在内地上市的股份制银行相比，建行和交行高管的薪酬并不高。据透露，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2006年的年薪超过130万元；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的年薪为191.61万元，三位副行长也超过110万元。”

　　可能是本人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国有控股银行头头，改制后会有如此“高薪”。据悉，这些年薪还远远比不上有些垄断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这里就引出一个国有企业“高管”的分配问题。

　　我认为，无论是没有改制的国有企业，还是改制后国家控股的企业，作为它的“高管”，既不是民营企业家，也不是国家聘用人员，他们的身份性质应界于公务员与企业家之间。因此，他们的分配，基本上应按《公务员法》规定执行，同时，考虑他们的某些特殊性，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然而，现在公布的这些“天文”数字，难免使“老百姓”会感到瞠目结舌，不可思议。这些“行长”们平均年薪水平已经普遍比本国居民人均收入高出了二三十倍，比社会最低工资高出约五六十倍，甚至上百倍。据2005年5月24日《参考消息》报道：英国大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水平，高出本国居民人均收入只8倍左右。我不知，我国“银行行长”们如此“高薪”的依据是什么?如果“高管”实行高薪制，中层干部怎么办?科研人员怎么办?一线职工又怎么办?如果全国各行各业都来攀比，岂不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官捞主义”的腐败浪潮?

　　国企高管薪酬即年收入，大体应由两部分构成：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可以肯定，作为特殊公务员，国企高管的绩效工资应高于同级政府机关公务员，现在的问题是高出多少，“度”在哪里?我认为按照中央对国有企业“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他们的基本工资可以比照同级政府公务员工资标准，同时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国企“高管”的绩效工资标准及*6限额。在其过程中要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各阶层群众的意见，不能只听少数几个“董事”的意见。总之，也要统筹兼顾、尊重民意、考虑人心所向和社会承受能力，不能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古人道，“一人向隅，举桌不欢”，更况且“不欢”的是“大多数”?常言道，群众的呼声是*9信号，群众的利益是*9考虑，――这是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国企高管实行“高薪”，初衷是为了激励和养廉，这是无可非议的。对“文革”期间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也并不赞同。但是，一般来说，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任何人也无法确定自己拥有多少财富算是达到了“满意”的程度。这几年银行高管的“薪水”还低吗?为什么总还有那么一些人抵挡不住“孔方兄”的诱惑，相继锒铛入狱呢?可以肯定地说，解决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不能建立在感化头头“不想贪”的基础上，而应当立足于做到“无法贪”，建立严密的监管制度，从制度上遏制腐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至于“激励”，可以这样回答，当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比通过艰苦拼搏获得的收入还要多，还要容易的时候，“高薪制”的激励作用在全社会也就荡然无存了!

　　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分配制度的改革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它只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在分配问题上，我们从来都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衡量改革成与败的标准是什么?小平同志早就概括过，那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答应不答应”，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为此，任何一项具体政策的推行，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出发，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和公民，当你在获取自己这一份“劳动报酬”时，面对为共和国建立流血牺牲的先辈们；面对广大下岗职工和农村农民们；面对社会上众多的弱势群体，你至少要感到理直气壮、问心无愧!

　　二、警惕“特权”

　　据《人民日报》2007年7月24日刊登记者专稿说，不久前，广东省省级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级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总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部分上市国有企业有保险公司公告显示，其“一把手”薪酬从上百万到上千万元不等，副总一般在80万元以上，经理一般收入在30万元至40万元。据《中国证券报》2007年4月27日报道：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以个人薪酬1710.275万元高居沪深两市之首。

　　又据《市场报》2007年5月30日报道，2006年902家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达到了34.4887万元。调查显示，2002年国企负责人实际平均薪酬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是12.7倍，2003年达到13.6倍，而且这一差距逐年不断扩大。收入差距*5的地产行业达到27.6倍。这些年来，一些企业内部“只涨老总年薪，不涨员工工资”似乎形成了一种潜规则。上海一项调查表明，50.6％的国企职工在近三年没有加过工资，与之相比，一些高管的收入却搭着企业的“效益快车”扶摇直上，与一线职工的差距越拉越大。2002年至今，上海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年均增长6.5％；而同期管理者工资增长高达23.9％。

　　由此可见，国企高管酬薪除了偏高，自定薪酬、薪酬与绩效脱节、国企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太大，这三个问题也不能不让我们在构建和谐企业、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引起高度的关注。

　　国企高管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中，个人性质和服务对象究竟如何定位?到底是企业家呢还是公务员?是以市场化的企业及经营行为为主要服务对象呢，还是以体制内的人情和机构为主要服务对象?从现实情况看，目前还真很难彻底界定，恐怕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海外媒体认为中国国企高管非常不好做，一方面要听从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命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企业的发展命运而周旋。中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及社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企业家就是专门以经营企业产品为职业、追求价值*5化、专业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社会所公认资质的职业经理人群体。而当今国企高管还不完全能按市场和行业的发展需求塑造自己，他们更注重听从上级机构的行政命令，服从于政府首长的个人指示。因为“一纸公函”或“一纸调令”就可能让他某一天“什么都不是”，其个人发展命运最终还是由行政权力决定而不是由市场来敲定的。换言之，中国国企高管在现阶段在身份上还是应该归属于国家公务员。当然，它同时又有某些企业家的特色。

　　如果这个“定位”能成立，那么目前国企高管的分配既不能完全等同公务员，也不能提倡什么与国际大公司、大企业高管攀比和接轨，当前国企高管的薪酬的标准，看似审批环节多，也经过了董事会研究，甚至经过了公司内部投票表决，实质上薪酬决定的主动权在管理层手上，是管理层自己给自己确定高薪。而且确定薪酬高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职务高低，并不是贡献大小和业绩好坏，薪酬与绩效基本脱节。虽然国有企业内部分配适当拉开差距是必要的，这样才能激发内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企业活力，但是，差距过大，高管们自己给自己确定高薪，薪酬与业绩脱节，背离了适当拉开差距的初衷。坦率地说，国企高管市场化的薪酬应与市场化的选拔任用制相配套。在我国目前国企高管仍为行政任命的情况下，适当限制一下他们的过高收入还是合理的，只有当国企高管经过严格的市场筛选产生，执行公平透明、机会均等、严格考核、绩效挂钩的原则，国企职工才可能接受他们市场化的薪酬水平。

　　况且国有企业中垄断性企业垄断的是国家资源，国有上市公司改革改制的成本是国家承担的，国有企业在困难时国家财政不断伸出援助之手，国有企业背靠国家信用，得到国家支持，经营管理压力比其他性质的企业要小得多。再说国有企业的稳定性、社会价值和地位，员工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是其它企业不可比拟的，搞好国有企业，既要调动高管的积极性，又要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社会主义要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就必须合理把握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职工工资的比例关系，防止差距过大。在收入分配上兼顾效率与公平，是国有企业体现其政治和经济优势的重要举措。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某些不加控制的国企高管的“高薪”，成了既得利益者谋取私利的“特权”。近年来国企腐败案频发，事实证明，每当权力进行各种资源配置时，就可能产生许多的“寻租”机会，当国企高管在权力和“政策”保护下获得较大利益的时候，伴随着滋生的将是形形色色“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贪官污吏。近年来真正给执政党和政府添乱的，难道不正是那些寄附在国有经济体系中的各种蛀虫吗?这恰恰是最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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